梁文道：評論家，代表作《我執》、《我讀》等。

　　盡管有不少球迷呼吁，世界杯期間最好少提中國足球。可沒辦法，看到人口不足400萬的烏拉圭，有人會想起中國13億人怎么就湊不出一支11人的強隊；看到不是那么喜愛足球的美國，有人會奇怪中國球迷的狂熱與球員表現的差距；看到日本、韓國和伊朗在巴西的草地上奔跑，有人就要開始嚴肅思考亞洲人種的問題了。我們這么愛談中國足球，是不是因為我們只被準許談論中國足球呢？

　　難道不是嗎？縱觀過去十年言論史的演變，許多話題前兩年還能暢所欲言，后兩年就突然變得敏感。又有一些過去還碰不得的沉默黑洞，會漸漸轉化成人人參與的新開發區。惟有足球，不隨風向轉變，永遠自由，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只有在足球上頭，一個人可以公然推許日本，而不怕被人罵做漢奸。也只有足球這個領域，你甚至能宣稱自己絕不支持自己的“代表”，卻不用擔心人家用愛國的大旗把你壓死。

　　于是中國足球超載了，成為全民情緒的宣泄口，也變成了大家檢視中國諸種問題的透鏡——試著用它去看那些其實和足球沒有太大關系的毛病。非常慚愧，身為媒體一員，我也不能免俗，總是想用足球去說些足球以外的事。

　　例如前幾個月鬧得陸港矛盾急劇升溫的“游客街頭便溺事件”，當時大家都被自尊心和怒火蒙上了眼睛，爭辯文明與寬容的問題，以至于看不見一個很基本的事實：那個在馬路邊方便的不是大人，而是小孩。這個區別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大多數內地人都不可能容忍一個成年人蹲在城市街頭排泄；但要是換了小孩，或許就有不少人覺得情有可原了。這讓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深圳搭地鐵的奇遇。那天，我看見臉色疲憊的城市白領主動讓座，本來我應感動，并感慨人民素質的提升；然而我卻驚得以為自己正在做夢。因為那位先生讓座的對象不是孕婦，不是長者，也不是傷殘人士，而是一個背著書包的小學生。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會讓座給小孩（同類事件后來我還見過很多次）；國史上也大概只有今天，小孩得到了老人才配得上的待遇。

　　我們對兒童如此照顧，對孩子如此“尊重”，也就很難怪高考期間，長大了些的孩子就該配上“文武百官至此下馬”的肅靜回避了。這和足球有關嗎？恐怕是有的。日本小學生穿著短褲在下雪的冬天里踢球時，有些被當做老人看待的中國學生居然不能帶足球上學，因為家長怕他們受傷，怕他們耽誤學業，而學校怕擔上責任。

　　又例如，深圳舉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前三年，一位后來因為貪腐而被捕的官員找了我們幾個文化人座談，想讓我們為這次盛會的宣傳和開幕式獻策。當時好像只有我不識時務，反對把錢花在這些事情上頭。我的建議是，與其耗費放煙花蓋巨蛋，還不如多在社區增建體育設施，把全市人均運動時數和人均體育空間的提高當目標。這事也和足球有關嗎？恐怕是有的。因為當荷蘭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周都踢兩場比賽的時候，中國不少城市居民竟連球場都沒有親眼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