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產”的《條例》

　　政府采購規模日益增長的另一面，是作為操作細則的《條例》，近年來幾乎年年有消息要出臺，卻一直爽約。

　　趙勇告訴記者，《條例》之所以“難產”，有三大原因。

　　首先，《政府采購法》中“集中采購”、“集中采購目錄”、“集中采購機構”，都體現出采購權歸屬轉移的含義。即原本分散在各部門單位的采購權，集中到采購機構。作為操作規范的《條例》，必然對集中程度要有明確規定，“是各管各的，還是統一來管？集中程度如何？集中采購中心在這里的定位是什么？”

　　趙勇表示，目前我國的集中采購，部門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并存。

　　他說，其中，部門集中采購就是一種妥協。他以稅務系統為例，“國稅局將稅務系統的采購集中進行，實際上還是分散采購”。

　　依據《政府采購法》，納入集中采購目錄的政府采購項目，應當實行集中采購，就這一點，據趙勇觀察，做得也不好。“總體來說，集中程度不夠。”趙勇認為，提高集中程度涉及公共采購管理機制的改革，這種改革對于各政府部門來說是傷筋動骨的，也是一時難以接受的。

　　此外，政府采購關于支持環保、國貨、中小企業等社會政策難以得到共識。最典型的爭議是，“什么算國貨？微軟(中國)算不算？”此外，政府采購對這些領域的扶持，也和眼下簡單強調“物美價廉”的目標存在矛盾。

　　最后一個原因，則是源于政府采購國際化。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曾承諾加入《政府采購協議》(GPA)。GPA是世界貿易組織下的貿易協議，是各參加方對外開放政府采購市場，以實現政府采購國際化和自由化的法律文件，趙勇稱其為“二次入世”。

　　2007年，我國正式申請加入GPA，至今尚在談判過程中。開放范圍是談判中的焦點問題。其中最核心的一點是，國企是否應該納入政府采購。

　　根據《政府采購法》第二條，“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法條并未列舉政府采購的范圍，“財政性資金”也沒有明確的釋義。在實踐中，國企并不在政府采購的范圍之內。

　　學界則大多認為，國企應該包含在內，“至少是非經營性的采購項目”，趙勇表示。

　　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煥東則認為，開放的范圍應該更大，除了國企，“以政府為依托的慈善機構”，也在徐煥東設想的大采購范圍內。“只要是公共資金采購，都應該納入《政府采購法》的范圍。”徐煥東這樣總結。

　　同樣的期待，也來自美國、歐盟等國家和組織。范圍的擴大，意味著他們能夠更多分享中國的政府采購市場。但類似“入世”時曾經帶來的沖擊，國外企業的進入，將對國內企業造成一定程度的擠壓。

　　中國青年報記者聯系財政部方面，希望能了解《條例》的立法詳情。財政部表示，草案已提交國務院，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訪。

　　趙勇認為，《條例》該解決的問題，已經通過其他方式解決了，“解決不了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他以財政部去年年底發布的《政府采購非招標采購方式管理辦法》為例。這份以“財政部令”的形式發布的《辦法》，對采購中非招標部分作了詳細的規定。更早的時候，在2011年年底，財政部印發了《政府采購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暫行辦法》，旨在落實《政府采購法》中“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目標。

　　至于那些“解決不了的問題”，學界大多數專家認為，出在《政府采購法》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