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公務員表示“收入不高、經常加班、還被外界誤解，想辭職”。這一說法經報道后立刻被指責是“體制內”人員在“裝窮”“撒嬌”。

　　從20年前政府官員下海潮，到如今外企白領也盼望捧上“鐵飯碗”；從體制外人員對“體制內”的向往與羨慕，到社會上對“體制內”的貶損與批判……“體制內”，這一承載著豐富內涵的“標簽”背后，到底映照出怎樣的社會現實？“體制內”又會何去何從？

　　■誰在“體制內”？

　　政府機關最典型，事業單位處于中間狀態，國有企業處于最外圍

　　“體制內”，人們常常提起；到底什么是“體制內”，卻少有人仔細審視。

　　“體制內人員，主要是指財政供養人員，包括公務員，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人員，科研、教育、衛生、文化等行政性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此外還有部分國企高管。”上海東華大學經濟發展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嚴誠忠說。

　　“體制內”的概念肇始于改革開放。

　　改革前，絕大部分擁有城鎮戶口的人都在體制內。那時，城鎮就業人員都有“單位”，單位既是一個經濟組織，也是國家政治體系的基層組織，同時承擔了從“吃喝拉撒睡”到“辦追悼會”在內的廣泛社會職能。嚴誠忠回憶道，當時并非完全沒有“體制外”，“比如集體企業的臨時工、民辦教師等，只不過占比很小。”

　　改革開放之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瓦解，“體制內”占據空間越來越小。有專家認為，如今的“體制內”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政府最為典型，處于核心圈，事業單位處于中間狀態，而國有企業則處于最外圍。

　　進入新世紀，國企改革不斷深入，“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大量國企職工被推向“體制外”。“目前留在體制內的企業主要是一些公共事業領域、資源壟斷領域的國有企業。”嚴誠忠說。在這些國企中，比較特殊的群體是國企高管。某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工作的肖先生告訴記者，在他們銀行，總行事業部的經理，以及各省市分行的行長層級以上的領導，還保留著行政級別，屬于“體制內”，下面的員工則屬于“體制外”。

　　隨著事業單位改革推進，一些整體上屬于“體制內”的單位，也漸漸涂抹上“體制外”色彩。李樺在一家電視臺工作近20年，她介紹說，“臺里眾多員工，有編制內的，也有編制外的，編制外的又分為臺聘、部聘、頻道聘多個等級，不能簡單地說我們臺里的員工是體制外還是體制內。”據了解，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事業單位，行政機關的司機、保安、保潔等后勤崗位也逐漸從“體制內”剝離出來，有的還采取了勞務派遣的用工形式。

　　目前，我國有公務員約700多萬人、事業單位員工3000多萬人。從數量上看，“體制內”已絕對是少數。

　　■“體制內”魅力何在？

　　工作穩定、福利優厚、社會地位高

　　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職位只有1.9萬多個，報考人數卻達到了111.9萬人。“體制內”到底蘊藏著怎樣的魅力？

　　5年前，李想作為應屆畢業生，考入北京市某區機關，成為一名體制內公務員。5年間，不少在民企、外企工作的同學已經換了好幾份工作，李想卻從未動過跳槽的念想，“雖說不能大富大貴，但至少工作穩定，論資排輩總能看到奔頭；除非犯大錯誤，一般不會被辭退。”2011年，《公務員法》實施五周年的統計顯示，當時全國600多萬公務員，5年總共辭退了4778名，辭退率0.08%。

　　與大學同學比，李想的薪水并不算高，如今當上科長，月工資6000多元，與多數同學過萬的收入相去甚遠。不過，李想覺得，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務員還是有不少優勢：雖說福利分房遙不可期，但區里有宿舍，三室一廳，一人一間，免收房租，“省下了2000多元月租，想住就能一直住下去”；吃飯也不怎么用自己花錢，單位的餐補打到飯卡里，一天三頓都能在食堂解決。

　　“在北京當公務員，戶口問題輕而易舉就解決了，將來孩子上學也方便找人辦事。”李想告訴記者，雖然公務員的賬面工資和隱性收入加起來后，仍與體制外有所差距，但在戶口、醫療、教育等方面確實也有不少更優厚的待遇，“再者，社會地位也高，每逢過年回家，縣城里總有些人想跟你拉拉近乎，指望將來能幫他們辦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認為，“體制內的優勢，更多表現出的是工作的穩定性、福利的優厚性、社會的主導性；與之相應，體制外更多表現出靈活性，伴隨而來的還有風險性、低福利性，以及對社會或所在單位的影響力弱。”

　　“體制內”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嚴誠忠認為，一定程度上也來自于社會上的“求穩”心態。當前，基層的財政供養人員主體是教師和醫生，雖然沒有太多權力和特殊待遇，但能滿足“求穩”心態。“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經濟條件也還說得過去，不僅父母希望能規避風險，就連孩子個人也都渴望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