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離婚率“十連增”：社交網絡成麻煩制造者 

　　民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自2004年以來，我國離婚率連續10年遞增；2012年全國共有310余萬對夫妻辦理離婚手續，離婚率增幅首次超過結婚率增幅，2013年攀升到350萬對，比上年增長12.8%。

　　婚姻是公民的權利，結婚、離婚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然而，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結婚或離婚過于功利化，而缺乏應有的道德感和責任擔當。極端利己、有悖道德的婚姻往往給家庭、給社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傷痛和危害，特別是成為孩子心靈上不可承受之重。

　　究竟是誰動了我們的婚姻？離婚多重根源何在？如何打贏婚姻保衛戰？(專題策劃編輯：王永霞)

　　離婚兇猛拉響警報

　　——離婚率何以“十連增”(上篇)

　　半月談專題調研小分隊

　　離婚率居高不下：有多少勞燕分飛的故事在上演

　　“今天，你離了嗎？”這雖然是人們之間開的一句玩笑，但也折射出當今一部分人的婚姻狀況。讓我們看看半月談記者采自一線的以下數據：

　　2011年，3.2萬對；2012年，3.8萬對；2013年，5.4萬對……近年來，北京市的離婚人數逐年攀升，2013年同比增長42.6%。這意味著在北京每天有近150對夫妻協議離婚、家庭解體。

　　上海市民政局公布的年度婚姻登記統計情況專報顯示，2014年，上海市共辦理離婚登記53244對。因感情不和或破裂、性格不合等離婚的占總數的95%。

　　江蘇省民政廳提供給記者的數據顯示，2014年該省共有837942對新人結婚，178899對夫妻離婚。與2013年相比，結婚登記人數減少7萬多對；同期，離婚人數增加2898對，即每3分鐘就有一對夫妻分手，各奔東西。

　　湖北省婚姻登記機關2014年共辦理各類登記141.7萬件，創歷史新高。其中，結婚登記為61.47萬對，離婚登記13.7萬對。與2013年相比，結婚人數基本持平，但離婚人數增加8000多對。據湖北省民政廳工作人員介紹，自2003年以來，全省離婚登記人數以每年1萬對左右數量增加，高峰時1年能達到1.3萬對。

　　半月談記者從吉林省民政廳了解到，該省2012年至2014年，離婚登記人數分別為9.83萬對、11.12萬對和11.26萬對，離婚率(年度離婚人數與總人口之比)分別為7.14‰、8.1‰和8.2‰。長春市朝陽區婚姻登記處負責人介紹，從離結比(年度離婚人數與結婚人數的比率)來看，這個區的離結比連續3年超過35%，屬于較高狀態。

　　重慶市婚姻登記收養管理中心提供數據顯示，近年來當地離結比一直保持在1：3，相當于每3對夫妻中就有1對離婚。

　　中國婚姻家庭工作聯合會今年發布的《中國人婚姻家庭安全報告》指出，僅從離婚統計數字來看，其攀升速度令人震驚：從1979年到2012年，全國當年離婚對數與結婚對數之比已從4.7%上升到23.4%，其中，北京、天津、廣州等大城市的這一比例已接近或超過30%。

　　“從統計數據看，遭遇7年之癢而分開的夫妻占據離婚主流。”蘇州市民政部門相關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該市結婚平均年齡30歲，其中男性為30.8歲，女性為29.2歲；離婚平均年齡36.9歲，其中男性為38.1歲，女性為35.8歲。這意味著，結婚7年左右的夫妻最易散伙。

　　北京市言大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訾英濤調研也發現，30歲至40歲年齡段的人離婚現象尤為突出。在民政局辦理的離婚登記中，40歲以下的離婚者占登記總人數的70%以上；在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中，40歲以下的當事人也占訴訟人數的70%。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翼認為，中國婚姻狀況的剪刀差——“結婚對數的下降”與“離婚對數的上升”說明，國人的婚姻觀念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當然，絕大多數離婚者還會選擇再婚，故社會的再婚率一直處于上升狀態。

　　當前，離婚浪潮兇猛，到底是什么摧毀了國人的婚姻？

　　觀念變化、責任弱化、立法變革，導致“離婚脫敏”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人觀念發生巨大變化，離婚已經不再是一個聞之色變的敏感詞，讓生活在不幸福婚姻中的人們，尤其是女性有了結束一段婚姻的勇氣，提升了婚姻質量和人生幸福指數。

　　維情集團婚姻醫院院長舒心告訴記者，現在越來越多的女性出于對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的追求，主動提出離婚，走出不幸福的“圍城”，這是值得肯定的社會進步。

　　婚姻家庭咨詢師蘇小林說，以前婚姻觀念比較保守，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得過且過”觀念的影響很深，一些家庭雖然經常發生熱暴力和冷暴力，甚至夫妻雙方長期沒有性生活，也能湊合著過。但隨著婚姻觀念的轉變，夫妻雙方對婚姻質量的要求也進一步提高，一方擁有不良習慣、雙方性生活不和諧、甚至一方感覺另一方情商低等，都有可能造成離婚。重慶啟明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所做的調查顯示，離婚人群中約80%處于無性婚姻狀況。

　　從深層觀念看，離婚問題凸顯也折射出一部分人婚姻契約精神的淡化和婚姻家庭道德責任的弱化，一些社會成員的道德水平亟待提高。近年來，有的人片面強調個人幸福和婚姻自由權利，而忽視婚姻生活應秉持的道德倫理準則和應有的奉獻、應盡的義務。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李洪祥認為，當人們對婚姻不再抱著“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信念和期待之時，婚姻的“信號”功能和約束力就隨之減弱，從而引起離婚率上升。

　　除了婚姻道德觀念變化的主觀因素外，離婚立法的變化在客觀上也導致了高離婚率。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布之后，1953年人民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高達117萬件，在被封建婚姻束縛數千年的古老中華大地上出現了第一次離婚井噴；1980年婚姻法首次將夫妻感情確已破裂作為判決離婚的法定標準后，1981年離婚絕對數即大幅上揚，較1980年增加了4.8萬件；2001年4月婚姻法(修正案)頒布施行后，離婚絕對數大增；2003年國務院頒布的婚姻登記條例大大簡化了在民政部門辦理登記離婚的手續，這一方面保障了離婚自由，另一方面也給那些沖動型離婚或草率型離婚打開了方便之門。

　　李洪祥在長期調查中，用大量翔實的資料證明，中國離婚率伴隨婚姻法和婚姻登記制度出臺，每一次都出現離婚高峰。尤其是2003年10月1日，新修訂的婚姻登記條例開始實施后，離婚登記在1個月內辦理改為當場拿到離婚證，手續簡便，直接導致了離婚人數的大幅上升。

　　一些基層民政干部也表示，新條例要求登記部門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要充分尊重當事夫妻的意愿，因此在辦理離婚手續時無法多言，一般很少有時間和機會勸阻。一位離婚登記處工作人員坦言，辦理離婚的速度雖然提高了，手續簡便了，但大家對婚姻的態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更草率了，一周婚姻、一月婚姻、半年婚姻現在已非個別。

　　美國一位著名法學家在分析離婚自由成本時指出，婚姻越是容易解除，人們對婚姻的承諾就會越少。如果允許想離就離，那么結婚者花費在婚姻搜尋上的時間就會更少，結果是夫妻更不般配，這轉過來又會破壞婚姻的伴侶性，并由此增大離婚的可能。

　　社交網絡，成為婚戀麻煩制造者

　　與網絡技術發展進程對應的群體中，80后是網絡世界的移民、90后是網絡世界的原住民。如今，這些移民、原住民正值婚戀“黃金期”，網絡帶來的影響也自然而然地進入他們的感情生活。

　　在半月談記者采訪的婚戀人群中，很少有人覺得社交軟件可以增進雙方感情，倒是不少人對手機、網絡給他們感情生活帶來的影響大吐苦水，有的甚至走到感情破裂的邊緣。是技術進步帶來了爭吵，還是使用者忘卻“初心”，將主觀原因“嫁禍”網絡？不同觀點的交鋒在社會輿論場中不時興起。

　　“我絕不會在丈夫面前使用社交軟件，因為那樣會產生各種爭吵。”1988年出生的劉蕓(化名)已經是一名7歲女孩的媽媽。她是一名理療按摩師，時而忙碌，時而“閑得發慌”，閑時用陌陌聊天成了打發時間的最好方式。“瞎聊，搜附近的人，發一些好看的照片，會有好多帥哥和我打招呼。”她笑著說，“得偷偷玩，要不丈夫會和我吵架。”

　　劉蕓的心思在許多年輕人中存在，追求新鮮和刺激讓一些人忽視了伴侶的存在，隱瞞和欺騙是避免紛爭的最好手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表示，常常出差的他在寂寞時會在當地打開各種社交軟件尋求約會，“其中有一次吃飯時拍了親密照片，結果被蘋果手機的云服務同步到了家里的平板電腦上。”他苦惱地說，“被妻子發現后大鬧了好多天，現在還沒徹底平息，我不知道會不會因此離婚。”

　　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陳一筠說，陌陌、微信一類應用程序，特別是“搖一搖”、自動定位等功能的增加，使得這些工具成了坊間俗稱的“泡妞工具”、“出軌利器”，沖擊了一些原本就已脆弱的婚姻關系。

　　壹婚姻網提供的數據顯示，通過微信、陌陌平臺找“小三”發生婚外情的案例在幾年間增加了20%。心理咨詢師劉莉萍經過對大量案例分析，發現約有40%的離婚是因外遇導致。

　　在北京從事心理咨詢工作的于琨從接觸的實際案例中發現，80后的離婚咨詢中，多達一半以上的婚外情都與網絡有關。

　　有需求就會有市場。在淘寶上，一款名為“男友忠誠度測試”的商品受到關注，不同程度、不同時長的“測試服務”收費從28元到500元不等，商品簡介稱，可通過社交軟件測試伴侶忠誠度，“本店100余名測試員都經過專業培訓，會堅定捍衛用戶隱私，讓‘渣男’‘渣女’現形。”如果測試成功發現用戶的伴侶出軌，店鋪還會送出一份愛心服務撫慰用戶“受傷的心靈”。

　　東北師范大學傳播學教授金振邦說，一邊是方便的交流、交友渠道，一邊是防不勝防的信息獲取途徑，某種程度上，網絡和社交媒體催生了婚戀伴侶間的信任鴻溝，細小的痕跡都會給雙方關系帶來困擾。

　　流動之變、獨生一代等，動搖城鄉“婚姻大廈”

　　“城鎮化、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地區，離婚率相對就會提高，也可以說離婚率的提高是城鎮化、工業化的社會效應之一。”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夏吟蘭表示，社會較開放的地區，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相對開放和多元，職業和地域流動比較頻繁，因人口遷移、兩地分居所導致的家庭親和力減弱，夫妻關系受到嚴重影響。

　　重慶市婚姻登記收養管理中心主任陳泓熹說，這種情況在外出農民工群體中比較常見。農民選擇離開鄉土進城務工，雖然增加了家庭收入，但是精神生活往往是空虛和貧乏的。夫妻長時間分離，無法進行正常的心理溝通和情感交流，會導致性壓抑、性饑渴，進而帶來煩惱、焦慮。時間久了，雙方容易出現信任危機。

　　臨縣是山西省最大的勞務輸出縣。“來這里登記離婚的人形形色色。”臨縣婚姻登記處工作人員李芳告訴半月談記者，有的是因為夫妻性格不合，有的是因為遭遇家暴，更多的則是因為夫妻一方有了外遇。

　　“離婚率攀升，的確與農民外出流動有著密切聯系。”山西省委黨校研究員劉寧認為，外出打工使農民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發生變化。城市光怪陸離的生活帶給他們巨大誘惑，加上不少夫妻長期分居，婚外情乘虛而入，婚姻最終解體。

　　浙江省社科院婦女與家庭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平說，如果沒有子女或子女留守的情況，夫妻關系更是不穩固。流動人口婚姻關系圈的不斷衍生拓展，增加了其補償、替代的可能性。

　　擁有102萬人口的鄂東農業大縣黃梅縣，近年來離婚登記人數以每年100多對的數量在增加。黃梅縣婚姻登記中心主任桂志勤告訴記者：“春節前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和高考后夫妻陪完孩子考試，成為農村地區兩大離婚高峰期。”

　　獨生一代的個性特征和為人處事方式也影響著對婚姻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心理輔導師戴慧芳說，有些80后、90后在婚姻生活中表現得很任性，既不能容忍對方，自己又不想改變，矛盾便會升級。以為離了婚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卻不想如果自己不肯讓步，當遇到下一段婚姻時，同樣的情況還是會再現。

　　小王與小潘是一對80后夫妻，他們一見鐘情，并決定于今年3月份登記結婚。當天一大早，他們興高采烈地領到結婚證。正式成為妻子的小王覺得，當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就和小潘商量吃頓大餐慶祝一下。很不巧，小潘因為當天要上班，無法滿足這一要求。小王覺得丈夫不重視自己，而小潘也覺得妻子不理解自己，雙方爭論起來。當天下午，他們又來到婚姻登記中心，要求離婚。

　　山西12355青少年公共服務平臺首席專家王潔說，從本世紀初開始，8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獨生子女逐漸進入婚姻生活，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小生長在備受家人呵護的環境中，習慣于以自我為中心，不善于處理家庭關系和夫妻矛盾，缺乏夫妻雙方所必需的包容、忍耐，極易導致離婚。

　　近幾年還有一些奇葩的離婚原因，與感情無關。隨著購房、入學等政策限制及與之掛鉤的利益凸顯，婚姻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褪去原先神圣的外衣，在經濟利益驅動下，成為不少家庭規避政策的工具。“近年來，重慶一些區縣甚至出現離婚對數和結婚對數持平甚至超出的情況，這主要是受政策影響，比如涉及拆遷補償等問題，群眾為了獲益而離婚。”陳泓熹告訴半月談記者。

　　此外，一些影視明星、腐敗官員的畸形婚戀事件通過媒體曝光，導致一些年輕人跟著模仿。有些人尋找刺激，想嘗嘗鮮，可一旦進入就無法自拔。“我跟新來的大學生隨便玩玩，沒想到她不依不饒，逼著我離婚，要跟我結婚。結果我離了，她又不同我結婚。”最近，一位男士找到心理咨詢師求助。

　　這樣拿婚姻、感情當兒戲的事件，幾乎每天都在我們身邊重復上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