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不能在北京獲得學籍入學，一批在北京學校就讀的農民工隨遷子女相繼離開。這些孩子很多都是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回去要么跟著老人，要么寄宿在親戚家，當年的流動兒童在經歷了一番飄泊之后，終于回到家鄉，但面對的卻又是新的不適應。  （圖片為魏佳羽提供）

　　9月底，《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具體保障舉措。國家一方面要求流入地政府“保障隨遷子女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嚴控超大城市人口”。現實情況是，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設置入學門檻，迫使學生返鄉上學從而迫使家長也返鄉，結果是大量“流動兒童”因為入學困難被迫返回老家成為留守兒童。為此，本刊日前特別舉行沙龍，關注在城鎮化背景下如何保障流動兒童享受平等教育。——編者

　　流動or留守？

　　在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上六年級的老虎要回黑龍江老家讀書了。老虎成績不太好，在他讀書的民辦學校每天可以不交作業，留下，意味著沒有初中可上。實際上，大部分選擇讓孩子回老家讀書的父母，還是奔著未來要孩子上高中、要在戶籍地考大學的打算去的。

　　我問老虎：“你爸媽回去嗎？回去以后住在家里？”

　　他說：“我一個人回去，上寄宿制學校。”

　　“哦？那每個周末回家？”

　　“不是，一年才能回家一次。”

　　這是在10月30日本刊“提案助理———農民工教育工作室”舉行的“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子女教育培訓”座談會上，某NGO組織項目負責人魏佳羽講述的一則故事。

　　魏佳羽說，現實中這樣的離別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我曾跟蹤一個回到老家的流動兒童，以前很活潑的孩子，回去之后變得不怎么說話了，因為回去之后不會說家鄉話，有老師問他是哪里人，他一時講不出來，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老家農村的村名。”農民之子副總干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甌子綺進行流動兒童跟蹤研究已經有7年了，在她眼里，因為居住地的轉換，“流動”和“留守”成為這些隨遷子女身上不斷變換的“標簽”。

　　“但也并非每一個孩子回到家鄉都能順利上學，比如，安徽蕪湖市要求孩子必須出具出生證明，還要到原來就讀的打工子弟學校開具無學籍的證明，并且要求北京這邊區政府加蓋公章。”甌子綺說。

　　隨著全國中小學生學籍信息管理系統的建立，因各種原因無法注冊學籍的隨遷子女無論在流入地還是流出地，升學受阻現象頻頻發生。

　　回不去的家鄉vs留不下的“異邦”

　　為了控制人口，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

　　4月18日公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于2014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對于隨遷子女入學仍然要求“五證”，但是各區縣均大幅提高五證審核門檻。如通州區、豐臺區和東城區均要求父母雙方在本區務工就業證明，昌平區則規定暫住證辦理日期必須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西城區、海淀區則要求暫住證“有效期限”的起始時間應在2014年3月1日之前。由于嚴格的入學門檻，2014年北京幼升小公辦學校招收非京籍學生人數由去年的7.5萬，驟降到5.8萬。

　　除了義務教育，在部分大城市、特大城市，目前向隨遷子女開放的僅限于中等職業學校，普通高中、異地高考的大門仍然沒有真正向隨遷子女打開。

　　“上課的時候，我特地向學生們進行了現場調研，我問他們在北京上學最渴望的是什么？大部分外地學生的回答是希望享受和北京孩子平等的教育。”郎久英是北京市商業學校的一名老師，“一班兩制”的事情就在她眼皮底下上演。比如，北京孩子是免費入學，每月可以享受180元錢的補助，而外地孩子只能眼巴巴地“艷羨”。除此之外，非京籍學生不能參選北京市級三好學生，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由于戶籍限制，一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企業的“肥缺”溜走。

　　“這些沒能進入到公立教育體系的青少年，無法在本地繼續接受教育，大多只能接受門檻比較低的工作。”救助兒童會教育項目官員崔倩倩說。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后孟泉的話說，“他們面臨的是回不去的家鄉和留不下的‘異邦’。”

　　郎久英說，近年來，北京中職生源原本就緊張，50%的生源靠外地生源支撐。今年北京市新出了一條規定，不能招收16歲以下的外地生源，“去年我們招收外地生源500多名，今年數量更少。”

　　與之相應的是，教育資源的閑置。“北京有一所示范高職校，學校購買了日本原裝的設備，長期用帆布遮蓋著，但是外地的學生享受不到這種優質教育資源。”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院長、高等職業教育學院院長李華東說。

　　4144vs18萬

　　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114萬，遠超2005年制定的到2020年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人口規劃目標。依靠行政手段進行控制，就可以遏制人口嗎？

　　“不少地方在制定流動兒童相關政策時，常常首先做出這樣的假定：流動人口包括流動兒童會不斷減少。在這樣的假定下，不是積極地增加與流動兒童有關的資源和設施，而是被動地等待、觀望。實際上，流動兒童增加的速度比流動人口要快。”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段成榮給出了一組數據，2005年到2010年，全國流動兒童從2533萬人增加到3581萬人，增長41.37%，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從5860萬人增長到6100萬人，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合計近1億人。

　　“當我們在討論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解決。”段成榮說，從理論上來講流動兒童可以回家，留守兒童也可以跟隨父母進城變成流動兒童。但是要實現現代化、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最根本的方向是要讓更多的留守兒童，甚至要讓全部的留守兒童轉變為流動兒童。

　　段成榮表示，家庭化的流動過程正在展現。從2005年到2010年，留守兒童僅增長4%，但流動兒童增長高達41%，表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家長愿意把孩子帶到城市中跟自己一起生活。“有56.8%的流動兒童與戶口登記地毫無聯系或基本沒有聯系。超過半數的流動兒童不知道自己戶口登記地鄉鎮的名稱。這些兒童的未來只可能在城市，他們已難以甚至根本不能‘回轉’成為留守兒童。所以，我們的城市必須做好完整、完全地接納這些兒童以及更多兒童的準備。”

　　但面臨如此龐大的教育需求，城市做好準備了嗎？顯然沒有。

　　“2013年是我國異地高考破冰之年，12個省份首次接收符合條件的農民工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高考。這個數量是4144個。但最近我們得出了全國異地高考需求相對準確的數字，每年18萬人。4144對比18萬，差得太遠了。”段成榮說。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一方面要求“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另一方面要求流入地政府“保障隨遷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權利”。“當‘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這些常規手段對于人口調控都收效甚微之時，《規劃》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很難兩全，唯有通過設置入學門檻，逼迫學生返鄉上學從而迫使家長也跟隨返鄉，方能讓地方政府可以看起來既‘保障’了仍然留在城市中的隨遷子女教育權利，又控制了人口的規模。但這樣的局面對于大量因入學困難被迫返回老家成為留守兒童的孩子來說，則談不上任何的保障。”魏佳羽擔憂地說，這些6歲的、12歲的孩子可能根本不能理解為何自己需要離別父母，離別從小生活之地而回到陌生的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