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北京人每年扔數萬噸電視機 垃圾場可見iPhone

　　北京垃圾鏈

　　北京人口快速增長，同時，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貴的東西——比如家用電器，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4萬噸，而在2011年，這個數字是4.6萬噸。

　　很多人埋怨，由于混裝——家庭垃圾分類處理推進遲緩，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不過，從裝運開始——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分類也好、混裝也罷，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

　　現實中的垃圾流轉，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行的兩個鏈條。《瞭望東方周刊》希望以詳細、全面的調查，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

　　垃圾流轉的隱秘鏈條

　　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燒、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

　　文/山旭

　　2013年，北京的城市垃圾量達到5年來的新高，只略遜于全球賓客云集的奧運會之年。在中國人經濟生活劇烈變化的背景下，大多數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紀錄。

　　在中國城市垃圾問題空前嚴峻之時，《瞭望東方周刊》希望用迄今為止相對更詳細、全面的調查，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

　　我們原本希望展現城市垃圾自產生到最終處理的全過程，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僅在流轉部分，其復雜性和利益糾纏就已遠遠超出想象。

　　對于流轉鏈條的詳細復現，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基于觀感的某些習見。

　　比如垃圾分類處理，由于終端處理能力的提升，特別是流轉過程中對經濟利益杠桿極其敏感的層層分揀，分類垃圾桶“一股腦都倒在垃圾車上”的問題，看來并非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的是，業內對于目前是否有必要開展垃圾分類處理，還存在極大爭議。

　　對于城市垃圾流轉環節的追溯和梳理，也刷新了我們的認識：

　　首先，目前城市垃圾的嚴峻形勢，既來自歷史存量，又源于社會經濟變化帶來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因此，源頭控制是首要問題。

　　第二，在政府龐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燒、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還需要有更細致、更嚴密的思考。

　　然后，可能才是引人關注的最后處理方式。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居民家庭層面的垃圾分類毫無意義——它對于垃圾流轉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極大影響。但，也要明白，從現實考慮，目前的一切政策設計，還需要以家庭分類的乏力為前提。

　　與之有關，城市垃圾處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國的社會經濟實際狀況為基礎。這樣，會有利于在了解它的復雜性的基礎上，做出正確的舉措和切實的引導。

　　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北京正在推進設立“垃圾減量垃圾分類指導員”，即可能有7萬人戴上“綠袖標”，其每人每月約600元的報酬由區縣財政承擔。

　　現在，對于“綠袖標”的設置正在調整，希望分成幾層，加強管理設計，從而做到“減員增酬”。

　　一些區縣為推進垃圾分類還設立了“二次分揀員”，他們每月領1200元薪酬，站在垃圾桶旁邊，而人們看到，這仍無法促使居民進行分類拋棄。

　　面對這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處理挑戰，政府力與市場力、社會力的整合，乃至于政府內部力量的協調統一，是一件小視不了的大事兒。

　　而《瞭望東方周刊》隨后也將對城市垃圾的源頭及其最終處理，進行更為詳細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