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叫王海林的男子男扮女裝在成都街頭擺攤賣衛生巾，為患白血病的兩歲半女兒籌集醫藥費，故事經媒體報道后感動了很多人。僅10月10日一天，就收到捐款41萬元。隨后，媒體又報道說“王海林突然帶著巨額善款離開”。最新的消息是王海林主動聯系上媒體，說之前手機沒電了，決不會放棄對孩子的治療。

　　正常的邏輯判斷是，每一個父親都不會輕易拋棄自己的女兒。社會各界源源不斷地給王海林匯去善款，正是基于這一基本判斷。這是一種信任，對父愛的信任、對人之常情的信任、對世道人心的信任。可以說，這種信任是慈善的前提，也是經濟社會運行的基礎。沒有這種起碼的信任，時時處處猜忌設防，整個社會就可能無法正常運轉，至少運行效率會變得很遲緩。

　　令人擔憂的是，時下少數人的失信透支了社會的信任，現代傳播媒介的急功近利也折損了這種信任。就王海林的遭遇而言，說他“攜款離開”顯然沒有事實根據。王海林從成都去濟南辦事，并不能說明他要跑路，手機沒電一時失聯也并不能證明什么。他去哪兒了、干什么了，這是他的自由。如果他愿意講，可以等他回來后再細問。在沒有任何根據的情況下，急著推出報道，說他“攜款離開”了、失聯了、記者找不到他了，傳遞出的信號顯然是負面的。網上很多人藉此對王海林進行謾罵，對王家人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傷害。

　　善款的接受者，道義上往往是負債的。盡管委屈、無奈、憤慨，卻不能理直氣壯地辯駁與抗議，只能隱忍或者小心翼翼地解釋，這不是慈善運作的應有狀態。慈善的本質是一種社會互助，互助既是善行也是責任。接收了社會的捐助，并不意味著就低人一等，更不意味著必須承擔額外的精神負擔、輿論壓力。對于善款的使用，接受捐贈的一方從道義上講應該盡可能公開使用情況，接受社會監督。但從法律上講，捐助是自愿的，除非事先有約定，否則善款應該由受助者酌情支配，不必時時事事向媒體和社會公開。從隱私保護和人情世故的層面來說更是如此。善款剛剛到手，手術還沒開始，媒體和公眾需要跟得這么緊嗎？

　　跟得太緊、參與和過問太多、過于急切地傳遞信息，就可能出現理解上的偏差，給受助者帶去傷害，造成慈善的窒息。倘若確實對善款的使用不放心，可以以捐助者或媒體的名義提議把錢捐到兒童基金會等慈善機構去，讓第三方來監督善款的使用。如果錢是直接捐給受助者本人或家人的。就要有耐心些，相信別人才捐款，捐了款就要相信別人會善用。媒體也好、公眾也好，監督和質問也要有一定的時間間隔，不能時時刻刻、事無巨細都要過問，都要求別人報告。這樣的強勢態度，不符合慈善的本意。

　　給慈善一點空間，不要讓它喘不過氣來。這或許是王海林的遭遇給我們提的一個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