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晏紹祥。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古代史專業委員會會長。）

在中西文明比較中，中國的秦漢王朝與西方的羅馬帝國特別受到青睞。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興起的中西歷史比較熱中，中國學者就已經注意到兩大帝國之間的可比性。馬克垚先生討論過羅馬與漢代的奴隸制，指出奴隸的來源并不一定需要外部的補充，從帝國內部也可以解決。梁作干先生寫過一部煌煌38萬言的《羅馬帝國與漢晉帝國衰亡史》。如果說那時的中西比較主要是中國學者的興趣，而且除少數人外，大多數比較從現代化的立場出發，把中國放在了不太有利的位置。

近年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西方學者開始對中西歷史比較發生濃厚興趣。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沙伊德教授原本是做古代西方經濟史的，后來轉向了秦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的比較，他主編的《古代中國與羅馬的國家權力》最近剛由三聯書店出版，涉及兩大帝國的行政官僚體系、中央政府與城市社會的關系、財政收支、宗教信仰等諸多方面。筆者2015年在哈佛大學訪學時，合作導師艾瑪·鄧奇教授與另一位東亞系的教授正合作開設秦漢與羅馬的比較課程，當時也相當受歡迎，鄧奇后來還獲得該校類似教學名師的榮譽。

潘岳先生的《秦漢與羅馬》嘗試從國家治理層面探討秦漢與羅馬的異同，并且在傳統與現代、文明共存與對話的層面，挖掘各自的“古老價值”，以實現“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鑒開辟出一條近路”的宏偉目標，用心不可謂不良苦。

對作者的基本看法：“秦漢與羅馬，兩條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深刻地指出了學界在比較研究中可能落入的“陷阱”，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因該文的秦漢部分另有專家評議，我個人于秦漢史近乎白紙，不敢置喙，因而下面的評論會以羅馬史為主線，基本不觸及秦漢王朝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維吉爾對奧古斯都和屋大維婭朗誦〈埃涅阿斯紀〉》，1787，讓·約瑟夫·泰拉森，布面油畫，現藏倫敦國家美術館

潘先生顯然對羅馬史有相當的認識和研究，對波利比烏斯和西塞羅理論的評述，以及對羅馬共和國與帝國制度的論斷，尤其是對共和國向帝國過渡期間羅馬的歷史，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見解。對于希臘羅馬經濟始終是農業經濟、共和國的制度是某種程度的混合政制、共和國的滅亡源自羅馬貴族拒絕關注人民利益，基本是羅馬史學界共識，筆者也深表贊同。羅馬共和國能夠從臺伯河畔的一個小邦，經過兩百多年的奮斗，統一意大利，又在統一意大利后，在不到兩百年的時間里，成為地中海地區的霸主，共和國的混合政制，程度不等地發揮過作用。

雖然羅馬共和國的高級官職基本被顯貴控制，顯貴往往又限于少數有政治傳統的家族，范圍相當狹小；由卸任高級官員，其中大多數可以相信是顯貴或者他們的后代，組成的元老院在羅馬共和國中占據重要地位；所謂的民主因素：公民大會決定宣戰與媾和和通過立法、選舉和監督官員、以及保民官必須時刻注意人民利益等民主因素，在共和國的很長時期里，經常處于蟄伏狀態，難以真正對所謂的貴族因素和君主制因素形成有效制約。

但是顯貴內部的競爭，讓羅馬人民的選票仍然具有意義：羅馬的官員一年一任，一般不得連任，而且在很長時間里，所謂的榮譽階梯，迫使有心從政的羅馬顯貴不能不從最基層的財務官做起，之后歷經市政官、副執政官，最后到最高官職執政官。在他擔任財務官之前，他還必須服役10個戰季。從擔任財務官到最后擔任執政官，也必須有一定的間隔，因此即使他一切順利，等到他爬到執政官的職位時，也已經40多歲了。由于羅馬所有官職選舉產生，而羅馬人民是否會投票支持某個貴族的政治生涯，除他本人家族的勢力外，還有他是否足夠的金錢并且慷慨，或有足夠能力不斷贏得成功，或如西塞羅那樣足夠雄辯，能夠積累起足夠的人脈關系，以達成最后的成功。因此羅馬官職的候選人必須像今天西方的某些政治家一樣，經常出現在公民面前，適當地討好選民，并且在說話時謹言慎行。如果他志在競選執政官，則必須在擔任市政官或副執政官時，做出足夠讓羅馬人民印象深刻的事情，讓羅馬人能夠知道他和認可他。否則他可能如同馬略那樣，在一天中兩次輸掉市政官選舉，也可能如西庇阿·納西卡那樣，因為一個不恰當的玩笑而輸掉競選[1]。

在這個意義上，羅馬共和國的貴族們并不完全是忽視民意的。潘先生提到的羅馬共和國的殖民，既是為了羅馬戰略上的需要，當然也是為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而殖民者的土地，就來自羅馬擊敗敵人后奪取的公有地。正如芬利等注意到的，公元前218年之前，羅馬人至少把9000平方千米的土地分給殖民者或個體定居者，另有1萬平方千米的土地出售或出租；在公元前200年之后的一代人里，羅馬為羅馬公民和拉丁同盟者創造了5萬座小農場。其中9000平方千米大約相當于公元前5世紀末羅馬領土的10倍[2]，而5萬座小農場，如果一座對應一個家庭，則相當于當時羅馬公民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重新獲得了土地，即使5萬人中僅有一半是公民，也有10%左右的人重新得到了土地。所以，至少在公元前2世紀中期之前，羅馬的貴族們并不完全是忽視農民利益的。

羅馬石棺浮雕，公元3世紀，描繪農民采集豆類、擠羊奶的情形

格拉古改革的發生，以及隨后發生的農民爭取土地的斗爭，正因為公元前2世紀中期以來，羅馬分配土地的行動基本停止了。由于分配土地的停止，共和國末年的羅馬破產農民才不能不求助于高級官員和保民官，以從國家再獲得一塊土地。所以，共和國的穩定，正因為羅馬的那些掌權者們時刻關注農民的需求，而一旦他們不再關心，則農民就轉向高級官員兼軍隊統帥以及保民官，羅馬共和國的末日，也就來到了。在對共和國瓦解的原因做出判斷時，我們是否需要應該把整個共和國的歷史都考慮進來，而不主要依據共和國后期的證據立論？

同樣的情況適用于共和國貴族對政治行動的態度。早期的羅馬貴族的確有不少傲慢的，也不乏潘先生文中所說只會高談主義、不干實事的，但也有不少真正為國或為自己出力的實干家。畢竟羅馬從臺伯河畔的蕞爾小邦擴張成為一個囊括地中海區的大帝國，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都是帕加馬國王送來的，而是羅馬人一塊塊地啃下來的，尤其是面對迦太基的威脅時，羅馬人多次經歷艱難，才終于取得了成功。

與秦漢王朝相比，羅馬帝國的確對基層基本不加干預，讓各個城市或者地方共同體自主處理自己的事務。但那并不意味著羅馬真的讓地方自行其是，需要的時候，羅馬是會出手的。只是大多數時候，羅馬人通過籠絡當地的精英階級，成功掌控了帝國的政權，根本不用他們出手。基層的普通民眾或許并沒有多少人說拉丁語，至少在帝國西部，大多數人只說希臘語。在帝國西部的諸多地區，當所謂羅馬化的外表被揭開后，深層的基因，也仍然是當地原有的文化，新近對帝國西部城市如西班牙和迦太基的研究，越來越多地表明，帝國內部的多樣性，遠不是籠統的羅馬化可以涵蓋的。但這似乎與基層民眾不認同羅馬統治并不能完全等同。

卡拉卡拉敕令，更準確地說是安東尼敕令于212年頒布的時候，整個羅馬帝國，尤其是那些因此獲得公民權的人，實際仍是歡欣鼓舞的[3]。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實際已經不可能通過公民權獲得官職，也不太可能獲得經濟上的好處，但仍然非常珍視自己獲得的公民權。3世紀那么嚴重和延續時間約半個世紀的危機，也未能徹底分裂羅馬國家，戴克里先仍能把帝國統一起來，顯然要考慮到羅馬人對帝國認同的因素。甚至到拜占庭帝國的居民，在西部羅馬滅亡很長時間以后，仍自認羅馬人，否則我們不知道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們還抱著羅馬人的皇帝稱號有什么意義，查理大帝、奧托大帝、還有俄羅斯的伊凡雷帝等，如果真的對臣民沒有任何意義，何必那么急急忙忙地宣布自己是羅馬的繼承者。

奧古斯丁的確并不認同羅馬帝國，但那是在羅馬被西哥特人攻陷、許多人轉而把罪責歸到基督教頭上的時候。在此之前，基督教是非常希望與羅馬合作、認可羅馬統治的。即使那些沖入西部羅馬帝國的蠻族，例如西哥特人國王阿圖爾夫（410-415年在位），一旦他們在羅馬帝國境內站穩腳跟，為了需要也積極認同于羅馬，他對自己的妻子、羅馬公主加拉·普拉西狄婭說：

最初我曾強烈要求消除羅馬這一名稱，羅馬的全部土地應轉變為哥特帝國；我希望羅馬的應變成哥特的，而阿圖爾夫應成為奧古斯都（即羅馬皇帝）。但是許多事實教育了我，桀驁不馴的哥特人從不遵循法律，而一個共和國沒有法律則不成其為共和國。因此我選擇了更為可靠的道路，希望以哥特的勇力恢復和增長羅馬名聲的光榮。我不可能改變帝國的形式了，希望能作為復興羅馬的首倡者而流傳后世。[4]

《第一門的奧古斯都像》，公元1世紀，高2.08米，現藏梵蒂岡博物館

西部羅馬帝國覆亡了，覆亡的原因當然非常復雜。社會關系的變化，統治階級的內亂，氣候的突然變化，瘟疫的爆發，當然還有蠻族的沖擊，都會發揮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正如英國學者湯普遜在論及西羅馬帝國的崩潰時所說，一個帝國的滅亡，是需要理由的，而這個理由，主要的當然在內部。羅馬帝國前期，共和傳統仍有某種程度的殘存，皇帝固然需要軍隊，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民眾的支持，為此不能不給予平民一定的關注。擴散羅馬公民權、提高行省地位、強化行省治理、懲治貪污腐敗，最重要的是維護帝國和平，使民眾可以安居樂業，由此造成了帝國前200多年的繁榮。但權力一旦落入皇帝手中，它天然的擴張傾向，逐漸侵蝕了其他機構如元老院和民眾的權力。羅馬皇帝可以依靠的，只有軍隊了。而軍隊也發現，他們固然需要皇帝發工資，可以也可以左右皇帝。

在68-70年的內戰后，塔西陀所謂羅馬的秘密暴露了的評論，正指士兵發現他們可以創造皇帝的事實。弗拉維王朝和安東尼王朝的皇帝們大體賢德，還能掌控軍隊，但皇權的擴張和軍隊重要性的增加，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加深，終至出現了3世紀危機中士兵拍賣帝國的最惡劣景象。所以，羅馬帝國的滅亡，與皇帝權威的強化、官僚隊伍的膨脹與軍隊的增加，相應地，其他階層特別是普通勞動者地位日益淪落，公民權徹底貶值，以至于到了帝國末年，一些羅馬人寧可逃到蠻族中生活，也不愿再成為帝國的臣民。因此，帝國的瓦解，其他因素當然不能忽視，但在一個農業社會中，如果忽略了統治者對普通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的態度，大約也難以完全令人信服。

繪畫，描繪公元前43年，屋大維、安東尼、雷必達結成的“后三頭”同盟在羅馬城對共和派進行大屠殺的情形

歷史比較研究的核心，首要的是要選擇合適的可供比較的對象，之后是對可比較的各項參數的具體考察。在比較研究中，條件的對等非常重要。但歷史研究，無論學者們多么試圖客觀，總難免個人情感、經歷、掌握的材料、知識和理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所以當我們提出某個問題的時候，心里可能已經知道了自己要去追求的答案。

歷史研究的魅力正在這里。如果所有人都持一個看法，那猶如這個世界所有人都穿著同樣顏色和款式的衣服一樣，令人奇怪。我非常贊成潘先生的基本看法：在比較研究中，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不能用對方的缺點比自己的優點，也不能用自己的缺點去比對方的優點。借用劉家和先生的話說，要對歷史抱著敬意[5]。好的比較可以給我們提供許多新的思路和啟迪，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探討。

我這里只是從羅馬方面做了一點補充，而且因為不了解秦漢，不免就羅馬論羅馬，片面和不當之處，請潘先生和讀者諸君不吝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