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高考，很多人會聯想到古代的科舉考試。到了清末，隨著時代的發展，科舉考試被很多讀書人所詬病，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隋唐時期成為一項選拔制度后，科舉考試為當時的社會培養了很多人才，也改變了很多讀書人的命運。

科舉制度對于古都北京來說，更為特殊。北京在歷史上一直是漢族抵抗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堡壘。

而當中原政權乏力的時候，游牧民族同樣也會把北京作為入侵中原的重要陣地。因此，在遼金時期，當游牧民族政權在北京建立都城后，他們也將科舉制也成為招攬漢族人才的重要手段。從遼代開始，雖然戰亂不斷，但科舉制在北方并未完全中斷，很多人才也得以匯集北京。在這種傳統之下，北京這塊土地上，也誕生了不少“本土”的狀元，他們通過自己的學識，為自己的家鄉做出了貢獻。

本期就來看看，北京(以如今北京的行政區域為標準)誕生了哪些狀元。

遼代

“陪都”北京誕生四位狀元

北京建城已有三千多年，它曾用名有燕京、薊、幽州、析津府等。明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下詔改北平為北京。“北京”這個稱呼由此得來。

不過，北京作為都城的歷史并不長。《金史》記載：“貞元元年(1153)三月辛亥，上至燕京……乙卯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為中都。”這是北京建都的開始。2003年，為紀念北京建都850周年，宣武區(今西城區)濱河公園內金中都大安殿遺址上筑起一座“北京建都紀念闕”，紀念闕的基座上鐫刻《北京建都記》。如今，北京城里還有一些金朝遺跡，比如北海公園的前身就是金代在北京建的大寧宮，盧溝橋也是金代所建。

有意思的是，雖然北京作為都城是金代開始，但在遼代，還是“陪都”的北京，就產生了好幾位狀元。

遼王朝是由契丹人創立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權，逐水草而居，善騎射，好漁獵。后唐清泰三年(936)，鎮守太原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在契丹的幫助下，大敗后唐軍隊。后來，石敬瑭將幽州所轄新、武、云、應、朔州割讓給遼，加之前契丹占有的其他州，“幽云十六州”被遼所占。

遼會同十年(938)，遼太宗耶律德光將幽州定為“南京幽都府”，遼開泰十年(1012)對幽都府進行了擴建，改“南京幽都府”為“析津府”。現位于西城區廣安門內大街南線閣北口東南角還保留析津府角樓故址紀念牌樓。

遼朝實行“因俗而治”的基本國策，受唐多京制影響，行政區劃分為五京，分別為：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東南波羅城)，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大明城)，東京遼陽府(今遼寧省遼陽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他們按五京分治漢人和契丹人，不過真正都城是皇帝在“四時(春水、秋山、坐冬、坐夏)捺缽”的營帳中，其政治中心隨著皇帝營帳的遷徙而不斷轉移。

遼統治中國北方長達二百多年之久，北宋政權實際控制燕京的時間只有兩年多(1123-1125)。當時的遼人認為，士子多文弱，尚文之弊多多，不愿染上漢人之習，因此，遼朝在很長時間內不允許契丹人應舉，走科舉之路的大部分是漢人，遼自圣宗統和年間，仿唐開科取士。統和六年(988)，耶律隆緒下詔開科取士，由燕云十六州擴大到全國五京道，自此，科舉考試便有序進行。

遼朝開科取士大體上是每隔一年舉行一次，也有連續開科的年份，錄取人數相對較少，遼圣宗統和十八年(1000)以前，進士及第人數一般是1至4人，每次選拔兩人。在這期間，遼代北京的第一位狀元就此產生，他就是呂德懋。呂德懋(？-1032)，燕地漷陰(今北京市通州區漷縣)人，他是遼圣宗統和十二年(994)甲午科狀元，當年這一科及第有兩人。

呂德懋最初為三司使(又名南京三司使，掌南京，即如今北京的道財政、賦稅、度支鹽鐵等事務)，遼圣宗開泰七年(1018)，升為樞密副使，同年底，任吏部尚書。遼圣宗太平二年(1022)，身為宰臣的呂德懋因政績頗佳，與參知政事吳叔達、樞密副使楊又玄、右丞相馬保忠被圣宗賜予大量錢財，以示嘉獎。遼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呂德懋病逝于任上。

雖然是朝廷重臣，但關于呂德懋資料非常少，元朝脫脫、呂思誠等人撰修《遼史》時，因為史料甚少，已有文獻不足以給呂德懋立傳。后人涉及呂德懋時只好以“字號、生年不詳”略過，就連他狀元及第的文字資料也很少，這使得北京作為都城時代的第一位狀元不被人所知。根據《遼史》、《契丹國志》、《續資治通鑒長篇》等資料的零星記載可知，呂德懋祖上五代時，舉家由山東東平遷至燕地漷陰。

遼代第二位來自北京的狀元是張儉。張儉(962-1053)，字仲寶，幽州府宛平(今北京市豐臺區)人，原籍清河，后徙籍于宛平，遼圣宗統和十四年(996)被選為狀元，此科共取進士兩人，除了狀元、榜眼連個探花也沒有，錄取那么少，考上實屬不易。但因為本身錄取得少，張儉這個狀元叫得沒那么響亮，也很少被人了解。

張儉歷任云州幕官、樞密使、節度使以及左丞相等職，先后受封為韓王、陳王。張儉出身官宦世家，生性正直，不喜虛夸，崇尚“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蘇軾詩句)。他只穿粗絲織成的絹帛，每餐只食一菜，俸祿有節余時，便接濟親朋好友。

遼興宗即位之初，見他袍子破舊，覺得寒酸，便暗地里派人用火鉗偷偷地在他衣服上燙個窟窿，心想張儉這回該換件新的吧，誰知后來上朝時，張儉還沒把那件破衣服換下來。遼興宗問其緣故，張儉說：“這件袍子我已經穿了三十年。”

遼興宗十分感動，但張儉畢竟是一國丞相，不能太寒酸，遼興宗讓他到內物府選些布錦，張儉奉詔只拿了三匹粗布。張儉九十一歲時去世，葬于析津府宛平縣仁壽鄉陳王里。1969年，張儉的墓志銘在北京西城樺皮廠出土。

與張儉幾乎同時期的還有一位北京的狀元：楊佶。楊佶，字正叔，生卒年不詳。遼代南京(今北京市)人，遼圣宗統和二十四年(1006)狀元。楊佶幼年時聰慧過人，有見識者認為他是個奇才。成年之后，楊佶更是聲名遠揚。開泰八年(1019)，燕地鬧饑荒和瘟疫，百姓中很多人淪為饑民，不少流落他鄉。此時任南京留守的楊佶，打開糧倉，賑濟缺糧或斷糧的百姓。重熙十五年(1046)，楊佶被任命為武定軍節度使(即奉圣州節度使，奉圣州轄區涵蓋今河北省西北部、內蒙古南部邊緣)。當時境內大旱，莊稼都快要枯死了。楊佶任職的當晚，天降霖雨，潤澤萬物。百姓做歌說：“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為主。”后來，楊佶三次請求辭官回鄉，皇帝許之，每月撥給錢糧、侍從奴仆。楊佶后來著有《登瀛集》，《遼史》也有他的記載。

遼代還有一位“北京”狀元，他叫韓昉。韓昉(1082-1149)，字公美，燕京宛平人(今北京市豐臺區)人。《金史·文藝傳》稱韓昉為燕京人，《中州集》卷八稱韓昉之子韓汝嘉為宛平人，按據《遼史·地理志》，宛平為大興府屬縣，而析津府、大興府皆指燕京，因此，稱韓昉宛平人無疑更為確切。

韓昉為遼天祚天慶二年(1112)壬辰科狀元，曾任右拾遺、史館修撰等職。遼朝滅亡后，金太宗授他為昭文館直學士，后改禮部尚書，遷翰林學士。韓昉86歲時病逝于家中。韓昉性情仁厚，待人接物甚為寬容。韓昉善屬文，尤長于詔冊，所著《太祖睿德神功碑》為人稱譽。

金代

北京父子狀元傳佳話

金代收國元年(1115)，女真族部首領完顏阿骨打統一女真各部，并且在很短的時間內攻占遼國的北方首都上京，建立金國，定都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區)，后入主中原。金朝科舉始于太宗天會元年(1123)，初無定所，也無定期，金天會五年(1127)占領北宋后，采取南北選士的政策。南部是原北宋所控制的區域，多以經義科，北部則為原遼控制的區域，多以詩賦科為主。 金代，北京出現了一對著名的父子狀元。他們便是呂忠翰、呂造(慥)父子。呂氏父子是大興府(今北京市大興區)人，呂忠翰是金海陵王貞元二年(1154)狀元，曾任莫州刺史，翰林直學士，以賀南宋皇帝生日使身份出使過宋。呂忠翰的兒子呂造(1165-1227)，字子成，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詞賦狀元。

元好問在《續夷堅志》卷三記載：“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現有一首關于他們的殘詩：“狀頭家世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魁。”狀頭即是狀元，“三葉”是“三世”的意思，歷史上有“呂家一門連續三世狀元”之說，不過這種說法并不存在，呂造的曾祖父呂嗣延是遼壽昌年間的進士，呂延嗣有兩個兒子，長子呂巖、次子呂介石(進士)未中狀元記載。因此，有學者認為，“三世”是指前文提的到呂德懋，呂氏家族是遼金兩朝知名的科舉家族；也有的學者認為，“三葉”很可能是鄉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

關于狀元呂造，還有這樣的段子傳世。呂造中狀元的那年重陽節，章宗皇帝命呂造作《重陽詩》，呂造平時不擅長寫詩，心中惶懼，絞盡腦汁寫了兩句：“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在此之前，章宗明昌二年(1191)，詞賦狀元是王澤民，當時正好遇到宋使送來枇杷，章宗皇帝便命王澤民寫詩，王澤民憋了好長時間說：“微臣不識枇杷子。”于是民間便有“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的段子流傳。

金朝取士只憑詞賦、經義學為準，只為科舉功名，不再多讀書，出現這樣笑話也屬正常。其實，呂造還是有真才實學的，后來著有《尚書要略》一書。2007年，呂造家族墓在石景山區焦家墳出土，墓志銘顯示呂氏家族有多人在遼、金時期擔任高級官吏，是燕京地區的大族。

在呂氏父子之前，北京就有一位狀元：劉仲淵。劉仲淵，大興宛平(今北京市豐臺區)人，字介石，生卒年不詳。金熙宗皇統二年(1142)詞賦狀元，這一年還舉行過經義科考試，產生了經義科狀元宋端卿。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劉仲淵任尚書禮部侍郎。大定六年(1166)，劉仲淵任詳讀官時，因事被貶為石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劉仲淵弟弟劉仲洙，也是一位飽學之士，他是大定三年(1163)的進士。劉仲洙性格剛直，敢于擔當，尤長于治政，任職之處皆有功績，深為世宗所稱許。劉仲淵以罪貶石州時，仲洙上書請以某州易石州， 因朝議不許而作罷，為一時之能吏。

元明

兩朝共有兩名北京狀元

元代和明代，“北京籍”的狀元不多，一個朝代各產生了一名狀元。

元代的北京狀元叫宋本。宋本(1281-1334)，字誠夫，大都人。自幼聰穎，童年善讀古文經史，讀書窮日夜，句探字索，弄清楚一處內容后才學習下一內容。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他被選為辛酉科左榜狀元，授翰林修撰。宋本性格豪爽，不媚權貴，且關心民生問題，他曾任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等官職，著有《至治集》四十卷。宋本的弟弟宋褧(1294-1346，褧音炯)，是元泰定元年(1324)的進士，官至翰林直學士，其文學與宋本齊名，人稱“二宋”，宋褧著有《燕石集》。

明代，一直到明末，北京才產生一位本地狀元，而且這位狀元的名聲還不是太好。這位狀元叫魏藻德(1605-1644)，順天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人，字師令(一作恩令)，號清躬。崇禎十三年(1640)考中狀元。不幸的是，他僅當了一個月的內閣首輔，明朝便滅亡了，他也因此成為明朝最后一任內閣首輔。

當時在李自成步步逼近北京的情況下，崇禎急于籌集軍餉，命官員捐款“助餉”，魏藻德為保住其家財，率先表示家無余財，崇禎的征餉之事未見其成果而草草了事。李自成軍進入北京城，崇禎皇帝自縊身亡后，魏藻德便投降了。李自成問他：你為什么不去殉死？魏藻德卻回答說：“方求效用，哪敢死。”意思是說，我正準備效力新朝，哪敢去死。

相傳李自成部將劉宗敏逼迫魏藻德交出財產，在威逼之下，魏藻德交出白銀數萬兩，劉宗敏絕不相信一個內閣首輔僅有幾萬兩白銀，繼續對他實施酷刑，最后魏藻德死于獄中。

清代

有北京旗人考中狀元

順治元年(1644)，清朝入關定都北京，北京繼續作為全國的都城。清代也沿用明朝科舉取士制，朝廷需要讀書人治理天下，而讀書人也需要依靠朝廷，才能有所作為。順治三年(1646)，清朝開科取士，產生了第一位狀元：來自山東的傅以漸。

順治八年(1651)，由于八旗弟子中讀漢文的人數有限，朝廷為了讓八旗子弟入仕，專門設立了滿洲翻譯、蒙古翻譯兩科，滿洲翻譯是將漢文譯成滿文，或以滿文作答，蒙古翻譯則是將滿文譯成蒙古文，而不是譯成漢文，兩科也稱滿榜，每三年舉辦一次，與文武科基本相同，最終選出的第一名為狀元。開設滿蒙兩科主要是滿文創立者額爾德尼和噶蓋是仿照蒙古文字而創立，滿蒙文字源遠流長，互有聯系。

清初，北京出現了兩位滿榜狀元。第一位就是麻勒吉。麻勒吉(？-1689)，字謙六，瓜爾佳氏，滿族正黃旗人，麻勒吉是順治九年(1652)滿族首位狀元，麻勒吉崇尚漢族文化，是漢文化的“鐵粉”，將自己的名字改成漢名：馬中驥，人們習慣稱“麻狀元”或“馬狀元”。

西城區廠橋地區，有一條東起護倉胡同，西至新街口南大街的胡同，馬中驥就曾在此居住，因此人稱馬(麻)狀元胡同，俗稱狀元街，現叫群力胡同。由于歷史久遠，馬狀元故居也無從查找，現胡同多為平房。胡同4號曾是西城公安分局廠橋派出所戶籍辦公室，末代皇帝溥儀在此辦理過戶口登記，一時傳為“皇帝上戶口胡同”，成坊間佳話。

康熙二十八年(1689)麻勒吉因病去世，死后十年，兵部彈劾他在廣西有失職和不法行為，朝廷將他的官職和榮譽一起削去，麻勒吉死后成為平民，所以他的事跡很少被人所知。

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滿榜狀元叫圖爾宸。圖爾宸，生卒年不詳，字自中，順治十二年(1655)滿榜乙未科狀元，滿洲正白旗人，擅詩文。順治十一年(1654)圖爾宸應試滿洲鄉試，考中舉人，次年參加會試，錄取五十名，圖爾宸名列其中，殿試時賜滿榜狀元，榜眼會元賈勤，探花索泰。圖爾宸中狀元后，入翰林院修撰，掌修國史，官至工部侍郎。

有的學者認為麻勒吉、圖爾宸兩位狀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狀元，不過，滿榜沒多久就廢止了，而且清朝規定，滿人參加科考不得列鼎甲，故有“滿(蒙)不點元”或“旗不點元”之說。其目的是防止滿人重文輕武，與漢人爭科名。不過，另有說法指出，從康熙八年(1669)開始，滿洲旗人可在鄉、會試中與漢人一起同考，同榜揭曉。

兩榜合并后誕生了一位滿族狀元崇綺。崇綺(？-1900)，字文山，阿魯特氏，滿洲鑲黃旗人，原蒙古正藍旗鄭親王端華的女婿，崇綺同治四年(1864)乙丑科狀元。

崇綺的父親賽尚阿，是清朝蒙古族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等職。他是煊赫一時的清朝重臣，歷經乾、嘉、道、咸、同、光六朝。

崇綺的科舉經歷非常有戲劇性。據記載，清同治四年(1864)，崇綺參加科舉考試，殿試時，閱卷官將前十名的卷子，送呈皇帝親筆閱圈后發榜。

按照規定，卷子應由皇上親自御批，但這年，同治帝只有10歲，還不能擔負如此大任，只好由兩宮太后代行。慈安不善處理朝政，便由慈禧親自御筆閱圈，當她看到卷子文字遒勁有力，內容也非常不錯，便閱圈為一甲一名，當拆開試卷時竟然發現這位考生竟然是蒙古正藍旗人崇綺，這是清朝開國以來從沒有過的先例。如果不錄取，但慈禧已經閱圈，不可當兒戲，可是錄取崇綺，又打破了以往的慣例，慈禧一時拿捏不準，只好將問題拋給朝廷庭議，經過大臣們的闡述，又進行了個別討論后，最終得出八字結論：“但憑文字、何論滿漢。”

頗費一些周折后，崇綺狀元及第，成為歷史上以旗人身份考取狀元第一人，一時成為朝野的熱門話題。朝廷也大加宣揚，因為崇綺的狀元及第向士人展現了朝廷在科舉考試上不唯身份、尊重人才的選拔宗旨。

除了滿族狀元，北京還有一位漢人考中狀元，他叫陳冕。陳冕(1859-1893)，順天宛平(今北京市豐臺區)人，字冠生，原籍浙江，光緒元年(1875)參加順天鄉試中舉人，光緒九年(1883)癸未科會試，獲得第一名，成為會元，當年參加殿試時，25歲的陳冕連中二元，成為狀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值得一提的是，陳冕參加鄉試時籍居順天宛平的祖父陳顯彝家。據錢陳群《香樹齋文集》記載，陳冕當年參加科考可以在其父陳恩壽居住地山東省參加科考，也可以在順天參加科考。但因為陳冕在順天宛平參加鄉試，應為順天宛平狀元。

陳冕中狀元后曾在山東濟南幫助父親抗洪賑災工作，因操勞過度逝世并安葬于濟南。據此，有的材料記載陳冕為濟南狀元。

1998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下第一策——歷代狀元殿試對策觀止》一書曾推舉出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的八位狀元，陳冕位居其一。可惜他英年早逝，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