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志強

日常生活的巴洛克式畫卷

長篇小說《比利時的哀愁》是一部“史詩”級別的大厚書。它的作者雨果·克勞斯（Hugo Claus, 1929-2008）是比利時詩人、導演、劇作家、小說家、畫家和評論家，才華橫溢的跨界多面手。在《內心活動》（黃燦然譯）一書中，庫切評論他的創作，將《比利時的哀愁》譽為二戰后最偉大的歐洲小說之一。這部中譯七百多頁的沉甸甸的作品，揮灑畫家的筆觸和詩人的感興，無疑是這個疫情肆虐的冬春最佳的讀物之一。李雙志的譯筆也很出色，讀來讓人享受。

《比利時的哀愁》寫的是二戰前后的比利時，比利時弗拉芒語區，主人公路易斯生活的小鎮瓦勒，路易斯外婆家的小鎮巴斯特赫姆，還有他的寄宿學校所在的西佛蘭德省，等等，套用福克納的話說，作者寫的是地圖上郵票那般大的故鄉（比郵票其實小得多呢）。那還是教會控制國民教育的時代，是四輪馬車和蒸汽火車并存的時代，是小鎮的風俗尚未被發達的通訊技術稀釋而全球化的微風已經吹拂的時代……簡言之，是凡事都從鄉土社會的窺視孔瞭望，但年輕人開始喜歡美國的電影和爵士樂的時代。仿佛時代的災變和戰爭風云永遠都是外來的——拿破侖的驃騎兵或納粹德國的坦克師，突然間跨過金色畫框的國境線，要將這幅田園小鎮的風俗畫撕個粉碎。

小說專注于風俗和日常生活的視覺呈現，是散發著濃郁的時代氣息的風俗畫，囂騷、幽默、樂生、坦誠，是描繪二戰前后弗拉芒語區的一幅歷史長卷。

作品以戰爭為背景，卻不寫大事，不側重悲劇。我們看到小鎮的眾生相，婚喪嫁娶飲食男女，和別處似乎并無差別。我們看到修女主持的寄宿學校，男生的秘密社團“使徒會”；我們看到路易斯的祖父家和外婆家，布爾喬亞市民每日上演的劇目，包括戰時的表現，透出張愛玲所說的那種“興興轟轟”的勁兒，在“被踐踏的祖國”他們打牌、吹牛、通奸、吃喝、戀愛、爭吵；我們看到，在一幅人物眾多的大型風俗畫上，每個人物都是主角，都在講述自己的故事，而每個故事都像雨點落進大海，加入循環……這幅日常生活的畫卷是一種巴洛克風格的描繪，信筆揮灑，潑辣生動。海量的細節令人耽溺。敘述如此豐富，富于諧趣。語言和結構并非如我們第一印象所認為的那樣有欠考究，而是像魯本斯的巨幅畫作，斑斕之中有著細致渾厚的肌理。

早熟而孤獨的孩童視角

這部描繪特定時代和風土的巴洛克風味的“成長小說”，讓人想起二戰后涌現的一些創作，也都采用家族編年史的框架，如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薩爾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阿摩司·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等。在這些長篇作品中，孩童的視角被置于一個突出的位置，顯得有些過于早熟和孤獨，這一點迥異于傳統成長小說的模式；它是受到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對成人世界采取一種懷疑、抵制和不合作的態度，以桀驁不馴的聲音主宰敘述。這種敘述從一開始就是自我分裂的，奇怪地睿智，奇怪地清醒，奇怪地天真，同時也導向某種綜合。換言之，它總是呈現一定比例的奇幻和一定比例的寫實主義，總是滲透孩童的夢幻和視覺，以及富于洞察力的藝術家的那一份悲憫和幽默。

這個主人公兼敘事人看到的世界，因而是一個熱切地關注和旁觀的距離所造成的喜劇性世界。也就是說，即便是嚴肅的、接近悲劇性的內容，也會以福樓拜的那種細致冷靜而不乏輕謔的筆觸展示出來：

“突然，路易斯透過灌木叢看到了他母親。她穿著一套他從來沒有見她穿過的優雅的米色套裝。她也和他一樣，是在別處換的衣服？在艾爾拉工廠里？她用一把閃閃發光的金屬勺子舀了榛果冰激凌放進嘴里，她轉著舌頭舔掉一半這個綠甜品，同時把這把發光的勺子送到了一個男人的嘴唇邊，一個四十多歲，短頭發，長鼻子，穿著白色短袖襯衫的男人。這個男人用牙齒夾住勺子，媽媽大笑，試著拔出這把讓男人變成長嘴鷺鷥的金屬短棍。”

路易斯撞見母親和她的德國老板有染，這個場景獲得細致有序的描繪。書中這樣的描寫不勝枚舉，通過一個孤獨的孩童的聲音，似在提出這樣的問題：

面對生活的真相或恥辱，該用怎樣的語調和語言報道見聞？尤其是這種生活的恥辱不可避免地要和歷史的恥辱摻雜在一起，即，身為比利時的中產階級的兒子，不僅要在戰爭年代，而且要在和平年代或日常生活的時時刻刻去面對自身的歷史，面對被壓抑的弗拉芒語的夢囈，諸如此類，一個自詡為年輕藝術家的孩子該如何去做出反應？

《比利時的哀愁》以其尖刻的質疑提出這樣的問題。本來這只是一個有關藝術家成長的故事，而當故事被置于歷史語境加以描繪時，有關國族/鄉土的文化意識形態的思考就成了一個必須正視的課題了。

正如俄國作家阿·弗·古雷加指出，“一個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是其歷史生活的組成部分”，比利時的地緣狀況造就了它的小國寡民的歷史和現實的處境。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它一會兒被日耳曼人梳妝打扮，一會兒被法國人調教熏染；處在兩大強權的撥弄之下，其脆弱的獨立性總是岌岌可危。雨果·克勞斯的小說不僅寫出了那種顯然薄弱的獨立性，并且牢牢把握住“小國寡民”的全景透視畫的基調，即，投注于那片弱小的故土之上的真實的悲憫和幽默。同時，個體獨立性的意識被作家賦予極大的權重，仿佛通過藝術想象的努力，在詩性真實的意義上，這種個體的獨立性就會給國族的獨立性以有力的支持和承諾似的。

小說如何藝術化地處理“社會新聞”

這部小說細品之下是有點怪的，篇幅這么長，其敘述卻不是被情節推進的，而是發酵出一個個五彩氣泡似的東西。換言之，在摒棄常規動機的同時，實現一種敘述的膨化結構。這種空間化敘述或敘述的膨化結構，似乎最能代表雨果·克勞斯對長篇小說的一種構想。實際上，它并不是當代藝術家從事的新實驗，而是歐洲小說在過去三個世紀里刻意經營的一種屬性，即小說如何藝術化地處理“社會新聞”的屬性。小說不是傳奇。小說更接近于流言和瑣事的報道。雨果·克勞斯試圖把這種特性加以發揮，將其特有的塑化能力再作摶揉拉伸。可以說，《比利時的哀愁》詮釋了小說的一種定義——它是一部由“小事情”敷衍而成的“史詩”。

從這些虛構的“小事情”的敘述中，我們看到對生存的肯定。雨果·克勞斯喜歡被他描述的一切事物，尤其喜歡描述食物和衣料，氣味和質地，喜歡視覺中構成形象和色彩的東西。這個膨化狀的被描述的生活空間，散發出溫暖、樂生的能量，具有心理的治愈力，證明歷史雖不堪回首卻總包含生存的努力和欲望，而這正是小說能夠提供的一種超歷史的價值。

《比利時的哀愁》名為“哀愁”，實質是一部喜劇。喜劇并不意味著嚴肅事物的對立面。一個喜劇性的逐漸解體的世界，也會成為生死轉換中一切可悲可憐可嘆可敬的人和事的紀念。文學是一種紀念小事情和小人物的儀式。我想，讀過這部小說，我們不會忘記路易斯的父親斯塔夫，那個嘴里含著糖果的印刷廠老板，不會忘記阿爾曼德舅舅、維奧蕾特姨媽和殘疾的婆媽媽，更不會忘記路易斯的母親，那個風月俏佳人，她的名字叫康斯坦澤（意為忠貞不渝），但我不認為這個命名是諷刺……

《比利時的哀愁》出版，填補了弗拉芒語文學譯介方面的不足。隨著雨果·克勞斯的小說譯為漢語，弗拉芒語區的文學景觀便將和他一起進入我們視野，詩人圭多·赫澤拉、小說家赫爾曼·特爾林克等，這些我們感到陌生的名字在小說中頻頻出現。談起二戰后的歐洲文學，現在就不只是有君特·格拉斯、伊塔洛·卡爾維諾、費爾南多·阿拉巴爾等，還有雨果·克勞斯，足可與他們比肩的一個作家。

（作者系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