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評點家金圣嘆，將“以文運事”和“因文生事”視為區分史書與小說的一大原則。不過，我們也不要忽視史書與小說之間存在的某些共性。對史書來講，根據事實“計算出一篇文字來”，固然是史家必須遵循的原則，但是，如何“計算”這篇文字，勢必涉及事實的取舍或剪裁，這難免會摻入史家的主觀考量和價值判斷。就小說而言，即便“削高補低都由”作家自行裁奪，然而這種操作，絕不可能脫離當時的社會文化語境。這意味著，作家的想象和虛構，唯有在特定語境中方有可能，也才顯得合符情理，從而被讀者所接受。文學既可以據實敘事，亦可以言志抒情；而言志抒情的文學，則可以成為研究思想史、情感史等的材料。據此，抹殺文史之間的差異固然不妥，否定文學作品的史料價值同樣不妥。

傳統中國文學的史料價值，或可概括如下：(1)基于“文史互證”的研究取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文學作品作為史料來利用；(2)把文學作品當作思想史、觀念史、情感史、心態史、文化史的素材來運用；(3)剔除文學作品的修辭成分和虛構情節，或可獲得表達事實真相的材料。這一概括，亦同樣適用于研究傳統中國的法律與文學。

研究古典中國法律與文學的學者和論著，可分為兩大陣營：

一是文學史家之研究，如黃巖柏《中國公案小說史》、孟犁野《中國公案小說藝術發展史》、孫楷第《包公案與包公案故事》、朱萬曙《包公故事源流考述》、李永平《包公文學及其傳播》等。這類研究，注重考訂公案文學的文獻和故事的源流，品評和分析公案文學的藝術特點，但卻較少關注法律問題，可謂文學研究，而非法學研究。

二是法律學者之研究，如徐忠明《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眾聲喧嘩：明清法律文化的復調敘事》，郭建《戒石銘與皮場廟》《金龍難娶玉堂春》，霍存福《漢語言的法文化透視》，孫旭《明代白話小說法律資料研究》，蘇力《法律與文學：以傳統中國戲劇為材料》，何志鵬、李龍等《古典名著中的秩序隱喻》等。這類論著，更多關注文學作品敘述的法律與法理，而對文本和故事的來龍去脈，則不甚措意。

上述的介紹，盡管掛一漏萬，但已有足夠的代表性，基本上體現了傳統中國法律與文學研究的材料、問題與方法的輪廓。下面，再來勾勒此一研究的內容和特色。

其一，考察詩詞、小說、戲曲等文學作品表達的法律知識和法律觀念，可謂狹義的法律與文學研究。作為我國早期詩歌總集的《詩經》，既是詩，也是經；而在“六經皆史”的意義上說，《詩經》還是史。在談論民事細故訴訟時，古人往往以“鼠牙雀角”來形容，這一說法最早見于《詩經·行露》；今人在談論“送法下鄉”時，則會提到《甘棠》。對這兩首詩的法律意蘊，王元明《從〈詩經·召南·行露〉一詩看周代的訴訟》、徐忠明《從〈詩經·甘棠〉事志考釋到送法下鄉》、龔汝富《明清訟學研究》等，皆有分析和解釋。朱珺的碩士論文《唐詩中的唐代司法文化》，以《全唐詩》和敦煌文學收錄的唐詩為材料，考察了唐代士大夫的司法觀念和司法理想，以及他們對司法現狀的看法和態度。利用敘述民風、民俗等地方文化特色的竹枝詞，徐忠明撰寫了《雅俗之間：清代竹枝詞的法律文化解釋》，分析了竹枝詞所反映的清代民眾的訴訟態度等問題。不消說，對傳統中國詩詞與法律的研究，目前還顯得比較零碎，相關文獻尚待整理，而在此基礎上的系統研究更有待進一步展開。

相對而言，傳統中國的法律與文學研究，以小說和戲曲為重心。對這類作品的研究，不只學術成果多，而且分析也比較深入。概括起來，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采取“文史互證”的研究進路，考辨文學作品敘述的法律與實際行用的律例、習慣、契約文書、司法文書之間的異同。比如，公案小說敘述的實體法和程序法，與當時實際行用的法律規定是否一致；又如，契約文書、司法文書的寫作格式、修辭技巧和基本內容，與當時實際行用的同類文書是否相符。實際上，某些公案小說，比如明代《新民公案》的編撰格式，與當時流行的訟師秘本和日用類書，可謂基本相同，它們都由告詞、訴詞、判詞這三種文書所組成。通過這樣的辨析，還可以進一步考察傳統中國法律知識的生產者、傳播者、接受者，以及傳播渠道、接受方式與普及程度。(2)運用文化史、觀念史、心態史的研究方法，分析公案文學表達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心態。例如，關于中國歷史上的“清官信仰”，通過仔細梳理經八百年之久不斷添附、孳乳出來的各種包公故事，即可探知作為歷史人物的包拯，是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被各種文學作品層累形塑成清官之典范、法律之神明的，胡適將其稱為中國式的福爾摩斯。而在清官信仰的背后，則蘊含著“清正廉明”“不畏權貴”和“為民請命”等要素。在這些故事中，還敘述了中國古人的正義觀念、司法理想、申冤策略、懼訟心態，等等。(3)采用法學理論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考察文學作品呈現的法理、法律秩序、司法構造與運作實踐的特點。蘇力的《法律與文學》一書，旨在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理論來分析公案戲曲敘述的制度意義、戲曲人物的行為策略，等等。例如，在分析導致竇娥冤獄的原因時，蘇力從證據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切入，來解釋刑訊逼供的問題。

其二，考察文字語言承載的法律知識，可謂廣義的法律與文學研究。(1)表達法律概念的文字。例如，通過分析“刑”“法”“律”的字義，考察早期中國法律概念的變遷，并進一步解釋古人的懲罰、正義和罪罰觀念的變遷；又如，通過分析“訟”“獄”的字義，揭示早期中國的訴訟觀念，具有兩造對簿公堂“辯是非、爭公道、定罪罰”的特點。(2)表達法律規范、法律觀念與法律情感的詞語。徐忠明《傳統中國鄉民的法律意識與訴訟心態》一文，霍存福《漢語言的法文化透視》一書，通過仔細解讀大量成語、格言、諺語、慣用語與歇后語，借以揭示傳統中國法律文化的復雜面貌。這些資料，既表達了精英話語較少涉及的法律觀念，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底層民眾法律觀念的特殊性，也反映了精英與民眾相通的法律觀念，又說明了傳統中國法律文化的普遍性。(3)表達律例條文的歌訣。為了便于讀者的記誦，在明清時期的律學文獻和日用類書中，還出現了一種對律例進行文學化表達的歌訣。陳銳《清代的法律歌訣探究》、徐子淳《清代律例歌訣探析》，對法律歌訣的文學意義和司法價值，都進行了較為翔實的分析。這種對律例的文學化表達，固然有其方便記誦的實用價值，但也會產生化約甚至曲解律例的弊端，從而使律例失去精確性。(4)傳播法律知識的漢語教材。龔汝富在《明清訟學研究》中簡要介紹了宋代幼兒識字課本“四言雜字”的訴訟知識，而徐忠明的《老乞大與樸通事》則全面考察了朝鮮李朝時期漢語教材傳授的法律知識。盡管《老乞大》與《樸通事》等教材，只是為了滿足朝鮮人特別是商人學習漢語的需要，然而它們之所以介紹某些特殊的法律知識，顯然是因為它們是朝鮮商人來中國貿易時必須具備的專門知識。這意味著，掌握這些知識，即能滿足在中國旅行、生活和貿易的需要。研究這些教材，對我們了解傳統中國法律知識的核心內容與普及程度，具有極大幫助。(5)對司法文書的文體學和修辭學研究，可以成為法律與文學研究的另一分支。吳承學《唐代判文文體及源流研究》、朱潔琳《唐代判詞的法律特征與文學特征》、陳銳《唐代判詞中的法意、邏輯與修辭》等論文，可以說是研究這一領域的先行之作。

上文的梳理與評點，只是傳統中國法律與文學研究的大致輪廓和若干特色。然而，這一粗略的線條勾勒，足以說明，上述研究課題，對拓展中國法律文化史的史料范圍，更新中國法律文化史的知識視野和研究方法，皆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同時，還可以為我們更有效地進入歷史、感受歷史、解釋歷史，提供一般史料所不具備的幫助。另一方面，中國法律史研究，不只要考察歷史中國的法律與實踐，還要進一步解釋傳統中國民眾的法律思想、法律觀念和法律情感的豐富意蘊。為此，深入研究傳統中國的法律與文學，會有廣闊前景。

(作者：徐忠明，系華東政法大學“經天學者”榮譽教授，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