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走馬樓吳簡在書法史上的位置

長沙走馬樓吳簡書法填補了東漢末期和西晉之間的缺環，具有重要的書法研究價值。吳簡反映了新興的楷書與行書的普遍使用、流行千年的篆書和隸書迅速消亡的文化現象，深刻影響了后世。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吳簡中行書和楷書中隸書的痕跡仍較普遍，用筆不夠精到，法度不夠謹嚴，書寫還沒有成熟行書和楷書的使轉技巧。但作為新書體，吳簡中的一些適應快速書寫的筆法和結構已顯示出較強的生命力。當時行書、楷書筆法已普遍運用，筆畫省略，筆勢連屬，使得吳簡書法已具有行云流水的姿態。通過吳簡書法，我們可看到，楷書和行書作為新興書體，正在迅速朝著更加規范的方向發展。另外，長沙吳簡多為實用書體，為應付繁重的文書任務，書寫者更多表現出各自的書寫慣性，因此同一簡冊的字跡形態相對穩定，沒有多變的藝術風格。

我們應將長沙吳簡書法與同地區出土的東漢簡牘和西晉簡牘進行比較，以確定其在書法史上的藝術價值與地位。通過比較，不難發現，走馬樓吳簡與東牌樓漢簡、郴州晉簡的書體繼承、發展軌跡是明顯的。

2004年，長沙東牌樓出土了東漢靈帝時期（168-189）的簡牘100余枚，其中有早期的行書和楷書。這些簡牘比走馬樓吳簡早五六十年，出土地毗鄰，簡牘性質相同。其行書主要用于書信，仍保留較多隸意，容易識讀，書寫自由而活潑，反映了中國文字逐漸演變過程中趨向簡易的特點。羊欣云：“行狎書，相聞者也。”從而印證了行書最初適用書信往來的功用。走馬樓吳簡中隸書的痕跡越來越少，行書與楷書的筆畫愈來愈普遍，這是在東牌樓漢簡基礎上的繼續簡化與發展。不難看出，楷書與行書作為更為方便省力的新書體，在走馬樓吳簡中的運用較東牌簡牘更廣更普遍，不僅僅限于書信，已成為一種日常流行書體。

郴州蘇仙橋吳簡書寫年代在孫吳赤烏二年至赤烏六年（239-243），與走馬樓吳簡地域和年代相近，字體書風基本相同，所見主要為楷書，以及比較成熟的行書。郴州地區還出土了數百枚西晉簡，即書法史上有名的“郴州晉簡”，內容有簿籍、文書、記事及習字等。又經過三十余年的發展，此時的書跡已經隸意盡脫，活潑靈動，與走馬樓吳簡中的楷書與行書形態十分接近。郴州晉簡是在走馬樓和蘇仙橋吳簡的基礎上進一步規范化、工整化演變的結果，字體更趨整飭，最終形成了成熟的楷書和行書，沿用至今，不再有新的書體出現。

綜上所述，長沙走馬樓吳簡在書法史上，上承長沙東牌樓東漢簡，下啟樓蘭魏晉簡，使這一演變的時間序列得以完整。吳簡中的早期楷書是鐘繇、王羲之書法的淵源，而作為新書體的行書，起源于漢魏，到晉代成熟，書法史研究上許多問題得以解決。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的“蘭亭論辯”，王素先生在《略談蘭亭集序書法的淵源與影響》一文中認為：“從東漢晚期行書草創，到東晉中期王羲之的行書《蘭亭集序》，行書的革新、發展的脈絡一環扣一環，證據鏈十分完整和十分清楚。因此，‘蘭亭論辯’是否存在《蘭亭》這類行書的問題，確實如前所說，應該已不成其為問題。”此外，走馬樓吳簡為我們當前進行書法創作也提供了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