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有穩定收入的職業意味著什么？對家庭，他意味著有飯吃、有衣穿、孩子有奶粉喝、有學上，老人有看病錢。對于國家，千千萬萬個崗位，意味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效率、秩序以及發展空間的延續。就業，一頭連著經濟，一頭連著民生，是宏觀經濟的重要目標，也是民生保障的首要基礎，可謂國之大事，不可不察。

黨中央歷來非常重視就業工作，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促進就業作出重大戰略部署，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把“穩就業”擺在今年“六穩”之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又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并列為宏觀政策，彰顯了引導各方面重視就業、支持就業的導向。

隨著相關決策部署的推進和落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737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67%，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左右，總的來看，就業形勢比較平穩。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減速換擋、結構優化調整效應疊加造成的經濟下行壓力以及中美經貿摩擦加劇等不確定因素增加情況下，做好穩定就業、促進就業工作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11日上午，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召開第28次雙周協商座談會，議題為“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現場長期關注就業問題的部分委員，專家學者以及一線的用工企業代表與國家發改委、教育部、財政部、人社部等負責同志互動交流，共同為應對新形勢下就業工作面臨的壓力和挑戰凝心聚力、超前謀劃，研究有效的應對之策。

提升經濟增長對穩就業的“擴容作用”

就業的核心是崗位和人才，足夠的崗位是前提，合適的人才是條件。

數據顯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盡管我國經濟增速放緩，但仍連續六年保持年增1300萬人以上就業規模。究其原因就是產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增強了。

“從源頭而言，為穩定就業，今后仍需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速，進一步增強產業吸納就業能力，提升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帶動力。”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說。作為此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籌備方，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和全國工商聯組成專題調研組，會前分別奔赴黑龍江、河南、廣東、江蘇等地深入了解情況，邀請有關企業和研究機構在京召開兩次座談會，并邀請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政協開展協同調研。經過對各方“聲音”進行客觀梳理，穩定擴大就業，從根本上還是離不開經濟發展創造出的更多就業崗位和機會。

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渠道，既是全國政協常委又是企業家，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南存輝先反映了一些情況：受全球經濟周期下行和中美貿易戰影響，一些企業正調整供應鏈或延后投資，部分輕工、紡織和電子等制造企業向東南亞轉移，“今年6月和8月制造業PMI從業人員指數均降至46.9%，為近十年來新低。”

感同身受的南存輝希望，有關部門能有更有效的措施，積極穩妥地應對中美貿易戰對制造業的沖擊，“發揮好我國完整產業鏈帶來的綜合優勢，促進制造業在國內跨區轉移中實現產業升級，避免制造企業大規模跨境外流，把產業發展釋放的就業需求留在國內。”南存輝說。

同為企業家，全國政協委員，海馬集團董事長景柱的“難題”是稅費，“以海馬汽車為例，2017和2018兩個經營年度，在虧損26億元的情況下，我們堅持不裁員，但依然納稅9.2億元，繳納五險二金一費2.8億元。”景柱坦言，虧損企業稅費重是民營制造業淪陷的主要原因。關于用工負擔方面，他與現場有關部門商榷道，可否研究出臺可操作性措施，在制度層面解決企業經營困難期間靈活用工的問題，同時合理妥善處理員工解約成本低、企業解約成本高問題。

其實，在協商建言中，探討互動中，解疑釋惑中，持續不斷優化企業營商環境，進一步加大對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支持力度，這是毫無疑問的共識。要知道企業的發展信心和獲得感，是促進穩就業“穩”字當頭的重要一環。如果“穩”字關乎就業存量，那么“促”字則關乎就業增量。

“當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推動就業方式發生革命性變革，催生了有別于傳統就業方式和勞動關系的新就業形態，正在成為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渠道。”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對新就業形態頗有研究，他隨手舉出幾個例子：2018年，阿里零售平臺創造了1558萬個直接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衍生就業機會；京東第三方平臺入駐超22萬個商家，間接創造1300萬個就業機會；美團平臺有270多萬騎手，還間接帶動就業機會1960萬個；滴滴平臺共有1166萬專兼職網約車司機獲得收入。

“最重要的是，新就業形態正在成為重點人群和困難群體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王一鳴解釋說，比如滴滴平臺上的網約車司機，51.5%是農民工，12%是退役軍人，6.7%是建檔立卡的扶貧對象。美團外賣77%的騎手來自農村，2018年帶動貧困縣67萬騎手就業，這些都是國家重點關注的就業群體。

“雖然《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已寫入靈活就業條款，但新就業形態形式多樣、邊界模糊，現有法律對其缺乏明確的認定標準，也缺乏專門的法律保障條款，難以合理有效保障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的權益。”王一鳴也提到了平臺就業中存在的問題，他認為，鼓勵新就業形態發展就要有新思路新對策，在勞動關系、就業支持、社會保障等方面進行系統性調整，以釋放新就業形態在解決就業問題上的巨大潛力。

王一鳴說到新就業形態時，美團點評集團創始人、總裁王興就在座談會現場。具體到企業，王興補充道，要建立適應靈活就業的社會保障體制，平臺就業不同于傳統勞動關系，不能套用舊的管理模式，希望國家制定標準，完善基本保障，重點支持保障缺失較為嚴重的部分中小微企業補齊短板，允許平臺企業繼續采用現有的商業保險等市場化方式解決靈活就業的基本保障問題。

在各地調研時，調研組深知新經濟模式對就業的擴容作用。率隊調研的尚福林認為，應堅持包容審慎原則，鼓勵發展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新興產業、新興業態。對新就業形態面臨的社會保障覆蓋度不夠、便利度不高等突出問題，亟需加快制度創新，探索符合其就業特點的工傷、職業傷害、養老等保險保障方式。

牢牢抓住就業“結構性矛盾”這個牛鼻子

“從行業上看，中低端加工制造領域及建筑等就業問題比較突出，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導致一些出口行業直接從業人員銳減。”

“從所有制和經營規模上看，隨著一些民營經濟就業增長大幅放緩、小微企業就業海綿功能弱化、部分雙創企業虧損倒閉等，致使勞動力集中拋向市場。”

“從勞動群體看，現階段農民工群體數量龐大，但就業現狀和前景堪憂，大學生就業壓力增大，勞動力市場的基本矛盾正在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

……

為了更廣泛了解委員意見建議，經濟委員會于9月19日在全國政協委員移動履職平臺APP開通了“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主題議政群。一直到座談會進行過程中，議政群里依舊熱火朝天，與現場的暢所欲言相得益彰。從調研和委員們的討論看，“就業難”“招人難”并存現象比較普遍，就業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且后者是比前者更為突出尖銳的問題。

“未來若干年，大學生每年進入勞動市場的人數都在830萬以上，而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知識型失業’問題有穩定化、長期化的態勢。”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對學校畢業生就業情況進行了多年跟蹤，他把這種失衡概括為“八冷八熱”，直指當前大學生供求總量不均衡以及結構失衡問題。在羅衛東看來，適時啟動建設具有全國統籌性質的大學生就業激勵機制，有利于在工作條件、生活待遇、職業通道、發展環境等方面統籌安排，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政策體系，激勵大學生到西部、基層、貧困地區和特殊行業就業。“另一個層面，還要鼓勵行業龍頭企業投入應用型高層次人才培養，大力推動應用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在探索市場機制與高等教育事業良性互動的體制機制方面邁出堅實步伐。”

談到就業，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廣大鄉村為各類人才提供了廣闊舞臺。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永好一直比較關注農村就業問題。他認為，鄉村振興離不開人，吸引培育各類人才，提高農民素質，是鄉村振興需要破解的難題。對于農民來說，產業興旺最大最直接的意義就是解決就業問題。“希望國家繼續加大扶持農村產業發展，尤其要鼓勵把以農業農村資源為依托的二三產業盡量留在農村，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把農業產業鏈的增值收益盡量留給農民。”劉永好建議。

在就業大軍中，還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忠誠擔當、英勇頑強、團結奉獻、誠信守紀，是人力人才評價和使用中最值得欣賞的品質擔當，但在實際就業市場上，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武警部隊原政治委員孫思敬認為，這個被稱為“退役軍人”群體的作用并沒有被充分發揮。為了盡量深入了解情況，孫思敬赴新疆和浙江兩省區4地市及所駐武警部隊進行調研，“一個退役軍人經過幾年、十幾年的軍營生活，實際上是讀了一所軍事職業大學，德智體美戰素質全面養成，絕大多數人由此奠定了一生的價值追求，可惜在就業中沒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和價值。”孫思敬無比惋惜，他建議，建立退役軍人管理信息系統，把采集個人經歷、就業創業、動態變化等情況的工作關口前置，而在安置渠道上院校招錄一部分、整體轉業一部分、計劃安置一部分、市場招聘一部分、自主創業一部分。

今年初，人社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為女性平等就業提供保障。但受傳統觀念、婚姻家庭、現行人口政策、女性自身因素等影響，女性就業的隱性門檻還現實存在，不僅使部分女性不能學有所用，也影響到家庭的生育意愿。上述情況是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婦聯主席賈玉英的調研所得。“進一步統籌協調已出臺的有關政策，完善相關措施，解除女性就業和生育的后顧之憂。尤其是完善生育保險制度，對錄用女工企業給予政策傾斜，還要倡導用人單位和企業家培樹家國情懷，承擔社會責任。”賈玉英說。

完善“更加積極”就業政策

就業問題，關乎經濟，要靠市場這只看不見“手”的決定性作用；關乎民生，也要發揮好政府這只看得見“手”的積極作用。可以說，建立促進就業的政策支持體系，需要在政府的主導下，企業、學校、家庭、社會等各方發力，形成持續有效、良性互動的就業機制。

去年以來，國家堅持“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導向，出臺了許多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但在調研中，調研組發現大家對這方面的呼聲仍很強烈，委員們建議，要進一步發揮財稅政策在穩就業方面的激勵引導作用，同時制定差別化的激勵性政策措施，鼓勵引導大學生到基層一線、農村和西部地區就業。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更關注貧困發生地的就業問題，因為越是貧困地區就業機會越少，創造就業的條件越差。

“建議財政統籌考慮對脫貧的支持，更多地支持為貧困人口創造就業的地區和企業，而不僅支持貧困發生地。”白重恩提出，比如財政支持在就業發生地為原貧困人口提供住房補貼和社保繳費補貼等，同時進一步加強貧困地區和就業機會較多地區之間的聯系，共同推動協調統籌。

此外，鑒于中美經貿摩擦對就業的影響。委員們還呼吁，需提前做好研判，根據形勢變化儲備政策、及時完善政策。

尚福林建議，加強失業監測預警，高度重視防范裁員風險，健全援企穩崗應急工作機制，研究制定分級響應的風險應對預案，做好相關政策儲備和失業人員兜底保障。“在全國層面建立勞動力輸出地與輸入地對接溝通機制，定期研究分析就業形勢，妥善應對可能出現的農民工回流潮。”

座談會上，還有不少委員開門見山地提出對促進就業問題的看法和疑慮；應邀參加會議的相關部委負責人，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開誠布公地逐一回應，現場交流討論熱烈而充分。

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的就業工作目標，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美好生活愿望的積極呼應，也是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大局的需要。從長遠來看，我國依然是世界上人口和勞動力最多的國家，解決就業問題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我們需要的或許是帶著信心綿綿用力、久久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