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是周恩來當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后，親自倡導并培育起來的富有統戰特色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政協各級組織的一項經常性、基礎性工作，在存史、資政、團結、育人等方面都具有獨特價值與重要作用。

■開啟人民政協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1959年4月29日，全國政協三屆一次會議閉幕當天，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特地為年齡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舉辦茶話會，發表了倡導開展文史資料工作的講話。他語重心長地請“過了60歲的委員都能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下來，作為對社會的貢獻”，他指出，“戊戌以來是中國社會變動極大的時期，有關這個時期的歷史資料要從各方面記載下來……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時間過得很快，開國至今已經十年了，如果不抓緊，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周恩來一開始就對人民政協開展文史資料工作指明了方向。他指出，“從最落后的到最先進的都要記載下來，要勇于暴露舊的東西……”他強調，“暴露舊的東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這樣就不會割斷歷史。”他指示，政協全國委員會要注意組織這項工作，在成立工作組時，要“有收集歷史資料的組”。他的這一倡導得到委員的熱烈擁護與響應。

5月12日，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文史資料工作機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歷史學家范文瀾擔任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根源、王世英、楊東莼、申伯純、顧頡剛為副主任委員，王伯祥等40人為委員。7月20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正式成立并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委員會的工作辦法，規定任務是計劃、組織和推動政協委員和有關人士對于我國的近代史資料進行搜集、撰寫和研究工作；內容包括軍事、政治和外交的資料，有關經濟、文化、社會和華僑的資料，其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和文物；文史資料撰述人須是有親身參加或與聞有關歷史事件的人，用回憶錄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撰寫的事實和內容必須真實、具體，可以個人單獨進行，也可以幾個人合作，撰寫資料主要是自己動筆，自己不能動筆的，可由委員會派人撰寫。

隨著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成立，全國政協開始面向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征集文史資料，從此，征集、保存、研究和出版文史資料成為人民政協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為文史資料工作注入“催化劑”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會議審議了《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概況》《關于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北洋政府時期史料征集工作的意見》《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總結》等文件，就文史資料工作的方針、任務、意義和作用等進行深入討論、取得共識。會議提出文史資料工作是一項有重要意義的創舉，通過這項工作，可以為歷史科學研究工作提供豐富的資料來闡明我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規律，并且可以使我們獲得許多關于舊中國各方面的歷史情況的生動具體知識，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同時，通過這項工作，可以團結全國為數眾多的閱歷豐富的老年人士，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使他們有比較適宜的工作途徑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

這次會議為進一步推動文史資料工作起到重要作用，特別是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在總結三年多來開展文史資料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對文史資料工作的方針任務、征稿原則、征集史料的范圍重點和類型、組稿、審稿等十個方面進行明確規定，奠定了文史資料工作的基本方針、原則和工作方法。可以說，這為文史資料工作的開展注入了“催化劑”。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文史資料征集工作，稿件源源不斷，至1959年底已收到各類資料200多萬字，于是在1960年1月編印出第一輯《文史資料選輯》，由中華書局出版，內部發行；1960年下半年，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征集出版辛亥革命專題史料，發動在辛亥革命時期具有親身經歷和見聞的各界人士撰寫回憶錄。至“文革”開始前，全國性文史資料工作局面已經初步形成：全國政協共征集各類史料約1.1億字，出版《文史資料選輯》55輯、《辛亥革命回憶錄》6輯；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征集文史資料約1億字，編印《文史資料選輯》19種。出版的這些文史資料和回憶錄，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文史資料的“三親”專員們

在文史資料的征集、保存、研究和出版工作中，有一個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人物群體，他們是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工作是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親自倡導并開展的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創舉，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特殊工作內容，是人民政協的一項制度性安排。

1961年春，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室成立，名稱由周恩來確定，其行政關系隸屬于全國政協辦公廳，業務上接受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指導。文史專員的主要職責為：一是撰寫“三親”（親歷、親見、親聞）歷史資料；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歷史資料；三是審閱來稿；四是參與編輯出版文史讀物。

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原國民黨和偽滿洲國戰犯。1961年2月8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首批被特赦戰犯溥儀、杜聿明等人的情況和安排意見》上批示：“在北京的七人（溥儀、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強、鄭庭笈、楊伯濤），第一步一律聘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從1959年9月到1975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特赦了7批戰犯，其中有20多人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他們在征集出版文史資料和促進祖國統一工作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這些文史專員包括從清朝末代皇帝到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從歷史名人之后到重要統戰對象親屬等各方面人士。他們大多飽經滄桑、閱歷豐富，有著廣泛的社會聯系和多方面的經驗與特長，有的還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或全國人大代表，在各自所在領域具有較強的社會代表性。

他們大都是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在歷屆全國政協領導的關懷和幫助下，先后撰寫、征集、審閱、研究、校勘了數以億字的文史資料和文稿，協助編輯了《文史資料選輯》《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叢書》《淮海戰役親歷記》《遼沈戰役親歷記》《平津戰役親歷記》等專題史料系列叢書。

他們通過撰寫回憶文章，揭示、澄清和訂正了大量重要史實，一些被長期塵封的歷史真相因為他們才得以重見天日，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如杜聿明洋洋灑灑寫出的《蔣介石解決龍云的經過》、邱行湘揮筆而就的《洛陽戰役蔣軍就殲紀實》、溥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沈醉著有的《軍統內幕》等，一經面世即引起熱烈的社會反響；溥杰、宋希濂、文強、楊伯濤等人寫的回憶錄或自傳，也都成為暢銷讀物。正如著名歷史學家胡繩所言：“他們所敘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細節。有些資料可以視為某一領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

文史專員作為人民政協早期文史資料工作的組織基礎和獨特力量，為人民政協文史資料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

人民政協成立70年來，人民政協文史資料事業從無到有，并且不斷發展壯大、碩果累累，形成了蔚為大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化產品，極大地豐富了我國近現代史料庫，在“存史、資政、團結、育人”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作出了特殊貢獻。

（本報記者張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