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當前，這些外向型印刷企業面臨什么樣的困惑呢？黃玲告訴記者，一是國外進口國關稅提高帶來的影響。從產品結構來說，目前直接受加稅影響的是紙袋、文具（紙類筆記本類）、包裝盒等印刷品；間接影響是玩具、服裝、消費電子等產品多數依賴紙包裝需求，隨著上述產品出口的減少，引起的包裝紙制品需求下降影響巨大。二是為避免因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征關稅造成嚴重影響，出現了部分企業將圖書類印刷品的部分訂單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情況。特別是7月份圖書類印刷品的訂單已呈銳減趨勢。有部分出版商對已經簽訂合同印刷品訂單進行緊急催促，要求提前交貨。三是由于國內企業生產成本增長過快。特別是對于外向型的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印刷企業，沒有與其相適應的靈活用工制度，造成人力成本的增加，從而影響了印刷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如何應對？黃玲表示：

一是鼓勵印刷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企業的合作，在印刷產能合作、印刷業務投資等領域加強合資合作，聯合開拓第三方市場，搶抓訂單，承接境外加工業務，拓展印刷業對外加工貿易。

二是建議繼續降低中高端印刷設備和印刷耗材的進口關稅，加速提升印刷對外加工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同時提高印刷品出口退稅率等實際措施，幫助企業渡過目前的難關。

三是擴大開放，完善印刷業外商投資政策。建議在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放寬出版物印刷外資企業股權比限制，逐步縮小準入負面清單的范圍，推動印刷業的加速發展。

四是建議根據我國印刷企業的特點，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從目前的25%降至15%~20%。不僅可以提高現有企業規范運行的自覺性，有利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且可以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有利于集聚資源和資本為社會創造財富。

立與行：標準與機制重要嗎？

在國際上，流行著這樣一條共識：一個國家制造業水平的高低，只需看一下他們的國標就行。標準是質量的“硬約束”，是技術專利的最高形式，而機制暢通則是中國制造升級，邁向中高端水平的前提條件。

“最近，美國擔心失去5G通信的優勢，利用各種辦法打壓華為，其中極力想迫使華為失去5G通信標準的主導權，就是一個通過標準之爭來獲取話語權的典型例子。”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常委會第七次常委會議分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支樹平在會上用“華為”的事件直指標準的重要性。

在支樹平看來，這些年，我國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總數不斷增多，主導制定國際標準的數量逐年增加，TD-SCDMA、特高壓輸變電、數字電視、高速鐵路等領域標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我國的標準體系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仍然明顯，中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僅占總數的1%，很多話語權都在人家手里，我們必須強力推動標準化戰略，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健全標準化體系，同時多方位參與國際標準化合作，推動與各貿易國標準互認，為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爭取更多話語權和主動權。

標準為什么這么重要？支樹平表示，標準不僅是產品質量的背書，而且還代表著在制造業領域的權威性和話語權。你的產品合不合格你說了不算，要由標準說了算，誰掌握了標準的制定權，誰就在談判桌上擁有了話語權。

在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南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王昌順看來，標準決定質量，有什么樣的標準就有什么樣的質量，只有高標準才有高質量，先進的標準能夠帶動從基礎材料、基礎元器件到重大裝備、關鍵工藝乃至最終產品、整個產業鏈的質量提高。

“對于中國制造業轉型的討論曠日持久，其實問題的答案并不在他處，而在自身。‘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這適合所有當下迷茫中的中國制造企業。”王昌順拿飛機制造舉例說，飛機制造是技術密集型先進制造業，被稱為“工業之花”，也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從目前來看，國產飛機和國外成熟產品還有差距，這就需要我們建立飛機制造企業和用戶之間協調聯系機制，及時了解用戶需求。對使用國產飛機的企業在資本金、融資、稅收、航材、關稅、航線和時刻配置等方面，給予一定傾斜。同時加快通用航空制造業的發展，推動低空開放，進一步促進航空產業發展。更重要的是加快國產飛機適航認證，為國產飛機“走出去”打好基礎。

而對于如何暢通機制？全國政協常委、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溫思美認為有三個基本問題需解決：一是高質量發展要求全生產率最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以資本、勞動、資源投入實現的粗放式增長轉向以商業模式、管理技能、人力資本和核心技術等要素貢獻的集約式增長；二是制造業大不僅是指門類全、規模大，還包括結構轉型過程中淘汰低端產業的能力；三是產業發展需要更寬松、更公平的體制機制環境，要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改善政府職能，更加清晰地界定政府作用的邊界。

“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標準必須先行、機制暢通。制定‘中國制造’標準，有助于塑造‘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倒逼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產品的高附加值，淘汰落后產能。”王昌順最后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