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與農結緣，筑夢追夢

我的家鄉巢湖，遠古時代，教人利用樹干架房的有巢氏，其后代就在這里建立了巢國。楚霸王的“亞父”范增，就出生于巢湖市亞父街道；坐落于巢湖市南部的散兵鎮，就是楚漢相爭時項羽所部兵散之地。這里，還是“柘皋之訛”“旗鼓相當”“洗耳恭聽”“欲速則不達”“四面楚歌”等典故的發源地。這里，還是馮玉祥、張治中、李克農3位知名將軍的故鄉。1959年3月， 我就出生于巢湖市柘皋鎮大於村的一個普通農家，天生與農結緣。

小時候，正趕上國家困難時期，即使是魚米之鄉的巢湖，過得也是“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窮困生活。小學3年級，我并輟學放牛，幫家里掙工分，開始感受農事。即使如此，我求知的童心沒有泯滅。1970年下半年，我突然向母親提出要上學。于是，我并插班5年級。沒有座位，就站在同學桌子的橫頭；沒有課本，就借同學的課本謄抄。1971年，我上初中時，因為小學“缺課”，連分數都不懂。感恩班主任魏瑞鑫老師，給我私下吃了三天“小灶”。可能是沾了祖先的靈氣，我的各科成績在班上始終第一。1974年上高中時，課堂上課很少，主要是學農。當時，在“大寨精神”感召下，我們全班同學挑著竹筐，參與農村“土地平整，格田成方”的農田基本建設。可是，凡是整過的土地，來年水稻生長稀疏，產量劇減。于是，我在踐農的同時開始思農。1976年，17歲的我高中畢業回鄉務農。每天東方泛白，我就和社員們一起，肩挑沉甸甸的農家肥奔向希望的田野，可莊稼長得并不茂盛。這引起我再度思農：這牛吃草越多越壯，這田施肥為啥越施越“瘦”呢？在懵懵懂懂地度著青春的同時, 我的心底開始筑起了一個夢，那就是“求知事農”夢。夢想有一天，在我指導下，我的父老鄉親勞動有回報，吃不愁穿不愁。

1977年金秋時節，我在北京參軍的摯友丁同柱給我傳來了恢復高考的喜訊。自此，我的人生踏上了追“求知”之夢的征程。眾所周知，我成長的那個年代，“缺課”太多，我是依仗初中雄厚的根底，自學了高中課程。三年磨一劍，終于在1979年考取了大學。為了追“事農”之夢，我的高考志愿填報了安徽農學院（后改稱安徽農業大學），學的是土壤農化專業。在學了《土壤學》以后，方知土地整治和土壤培肥的科學道理，并指導了家鄉的土壤改良，獲得成功。這更加堅定了我追“求知事農”夢的決心與信心，這一追就是40年！

二、 教農研農，癡心不改

1983年7月，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留校任教，這一教就是36年。36年來，我始終不忘“求知事農”之初心。

在教書育人方面，我探索出一條“教學面向生產，科研促進教學”的路徑，提出了“三重”的農業教學新思路：即重實驗室動手技能、重田間操作技能、重指導生產實踐技能（圖1）；總結出“啟發式”和“參與式”的教學方法，營造了“教與學”互動的學習氛圍。我所授課程，學生出勤率100%；在學生評教活動中，我年年被評為優秀等級。

2015年夏，深入安徽省明光市田間地頭，指導現代農業示范區規劃

在研農方面，我始終圍繞“生產需求和促進教學”的目標搞科研，奠定了服務“三農”的基礎。至2018年，先后完成了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安徽省有關部門下達的《優質油稻高產栽培技術示范推廣》《“美麗鄉村”建設“土地整治、整村推進”模式研究》《安徽省補充耕地質量評定技術指南》科研項目近百項。

在社會方面，我牢牢抓住農民主體，緊緊依托農業載體，充分發揮了“農”字特色，癡心為“三農”求解。一是爭取項目，為“三農”輸血。30多年來，先后為六安、肥東、泗縣、界首、巢湖、肥西、明光、廬江、績溪、長豐等20多個市、縣（市）編制了“現代農業示范區規劃”“土地整治規劃與設計”“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農業綜合開發示范區規劃”等，每個項目資金在3000萬到5000萬元。在我的參與和指導下，安徽省數十個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區得以順利完成選點、規劃和建設。我全程參與的合肥市濱湖現代農業綜合開發示范區選點、規劃與建設，吸引投資超過2億元。二是傳授技術，為“三農”“造血”。“輸血”僅僅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權宜之計，而“造血”乃是治本之策。為此，我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深入廣大農村，抓住農民主體，依托農業載體，唱響了為“三農”“造血”的“三部曲”。第一部曲：把技術傳給農民。始終堅持在“三農”一線，培訓農民技術骨干，壯大科技興農隊伍；建立和完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實現了由“送科技上門”到“請科技上門”的轉變。尤其是創立的“傻瓜農業技術”，使農民掌握先進適用技術就像使用“傻瓜相機”一樣簡單、便捷，解決農業技術的可操作性問題。據不完全統計，我先后深入了100多個鄉鎮，指導現代農業開發，推廣農業新技術，培訓農民50多萬人次，農民說我“上了講臺是教授，下到地里是農民”，并親切地稱呼我為“自家教授”。第二部曲：把服務送給農民。經常參加省委組織部和民革省委、科技廳、科協、農業農村廳、安農大等部門組織的“三下鄉”活動，與農民建立了服務熱線，接受技術咨詢和一對一服務，快速、及時地解決生產中出現的問題。肥東縣八斗鎮瓜農吳明生深情地稱呼我為農業“120”！第三部曲：把效益留給農民。我在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地示范推廣了脫毒甘薯、優質油稻、無公害蔬菜、設施農業、無籽西瓜電溫床育苗和嫁接、瓜果林立體生態農業、節水農業等先進配套技術，實現了農業增產、節支和增效。1998年以來，為“三農”創經濟效益累計超過了20億元。

鑒于在教農研農領域里的業績，2005年3月，我受民革中央委派，赴貴州省納雍縣參與“整村推進扶貧”的指導與調研，完成了《納雍縣陽長鎮核桃寨村參與式扶貧規劃》，修改完善了土地整治規劃，為納雍爭取了項目資金500萬元，受到了民革中央的表彰。經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周鐵農批準，我的事跡在2005年第七期《人物》雜志上進行了報道。2011年，獲中共中央統戰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授予的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貢獻先進個人稱號；連續多次獲民革中央全國社會服務工作先進個人和民革全省社會服務先進個人等稱號。

三、 參政議政，獻策“三農”

我1998年加入民革。2000年，我的第一份提案《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思考》，雖然很“稚嫩”，但說清了問題，并最終解決了問題。這不僅使我認識到提案的意義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堅定了我參政議政的信心，激發了我的主動性和執著精神。這一執著，就是20年。

2002—2007年，我擔任合肥市政協委員期間，撰寫提案30多份，社情民意近20份。其中2份獲優秀提案，2份《安徽日報》全文刊載，省政協采納5份，2次在合肥市電視臺《政協論壇》暢談“三農”；2003年8月3日，《關于建立農業“12120”的建議》在《人民政協報》作了專題報道；9月1日，《人民政協報》在“特別提醒”欄目予以全文發表；《團結報》、《江淮晨報》等均進行了報道，合肥市人民政府2005年付諸實施。時任合肥市副市長安列，專程到我校協商辦理之事宜，他一邊握著我的手一邊對我校在場的領導說：“他在政協會上說，不提一般的提案，不一般地提提案，提了提案就不一般。農業12120就不一般，是個好提案”。

2008年，我轉為省政協委員，正趕上世界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結構轉型，農民工“返鄉潮”困擾著各級政府。我在認真調研的基礎上，撰寫了《關于統籌安置返鄉農民工就業問題的若干建議》，并在安徽省政協十屆二次會議上做大會口頭發言（圖2），獲時任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明方的重要批示。返鄉農民工不僅是安徽的問題，也是全國，尤其是中西部的共性問題。因此，該提案經過認真“雕琢”后又提交民革中央報送全國政協，并獲民革中央表彰。

在省政協第十屆二次會議上發言

這是我第一次在這么大的會議上發言，并獲省主要領導的批示和民革中央的表彰，極大地提振了我參政議政的信心，同時也鞭策我加強學習，苦練內功，弘揚民革的“三農”特色，撰寫高質量的提案和社情民意。擔任省政協委員10年，共撰寫涉農提案和社情民意70多份，其中有多份提案獲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批示；截至2018年，向民革中央提交了21件“三農”提案或大會發言，其中，《關于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為核心，穩步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建議》，由民革中央副主席劉凡代表民革中央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做大會口頭發言，被全國政協列為主席重點督辦提案；《生態糧倉，健康土地，安全食品》，由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代表民革中央，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上作口頭發言；擔任省政府參事不到兩年，共撰寫參事建議8份，其中有6份獲省主要領導批示。2008—2018年，年年獲民革中央參政議政表彰；連續獲民革安徽省委參政議政或反映社情民意表彰。

四、 愛崗履職，雙向發力

牢固樹立“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參政議政理念，踐行“立足本職工作，履行參政議政職能”的互動機制。在實踐中，我根據自身特點，結合民革特色，正確處理和協調了本職工作與履行民革黨員職能的關系，總結出“以本職工作為基礎，積累參政議政素材；以參政議政為平臺，推進教研成果應用與提升”。多年來，我始終不渝地植根于江淮大地，把論文寫在田野山林，以“農”字作為本職和履職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我的本職工作是教農研農，我參政議政的切入點是獻策三農。

一是教研成果助履職。通常，教學與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相對較慢，有的甚至擱在管理部門的檔案柜里不見天日；有的發幾篇學術論文，僅提供給研究者參考，決策部門少有問津。為了使教學研究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我成功走出了一條“教研成果助履職”的參政議政之路。

2003年春，我承擔的《優質無籽西瓜電溫床育苗、嫁接栽培技術示范推廣》項目，在肥東縣八斗鎮建立了示范基地。從西瓜育苗、嫁接、栽培、田間管理到成熟，只要基地農民的一個電話，我就組織有關專家及時趕赴現場，解決西瓜生產過程中的道道難題。看著我們忙碌的身影，一農民情不自禁地說：“咱農民種地若能像醫院‘120’一樣，遇到病蟲害，電話一打，教授就來，那該有多好啊。”于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的《關于建立農業“12120”的建議》就此出爐。

2004—2012年，我承擔了很多市、縣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在規劃研制過程中，我發現很多問題，不是編制人員和各級政府能夠解決的問題，必須要有頂層設計。2007年，我將研究成果凝練成《關于第三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所面臨若干問題的建議》提案，由民革中央報全國政協。《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我4個小時，并對其進行了整版報道；國土資源部有關部門領導也接受了記者采訪，并認真辦理了這份提案。隨后，國土資源部陸續出臺了一些標準、規范和規定等。

2012年，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強度”。我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申報了《安徽省土地節約集約利用路徑、方法與機制研究》，獲安徽省教育廳重大課題資助；發表了《論安徽省節約集約用地的方法和途徑》學術論文。后經過凝練，撰寫了《關于建立節約集約用地機制的若干建議》《關于尋求節約集約用地路徑的若干建議》《關于降低我省土地消耗強度的若干建議》等3份提案。其中，第三份提案后來轉為社情民意，獲省主要領導批示，催生了《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強化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工作的意見》（皖政〔2013〕58號）的出臺。

我長期從事農村土地整治教學研究工作，并出版了第一部《土地整治學》教材。但如何搭起理論與實踐的橋梁，把教學研究成果與國家政策結合起來，并應用于實踐，這一直是我追求的夢想。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它就成為貫穿我國經濟工作的一條主線，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列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首要任務。基于此，2018年5月，我撰寫了《以“土地整治+”為供給引擎 推進我省農業轉型升級》的社情民意，獲張曙光副省長的重要批示。

以上是我“教研成果助履職”的典型范例，也只是冰山一角，限于篇幅，此處不再贅述。

二是履職成果促教研。很多人都說我“不務正業”，并質疑：你一年有大半年在外調研，課還上不上，科研還做不做？前述，我是以“農”字作為本職和履職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我的履職成果又可以轉化為教研成果。以下的范例，期望同仁可資借鑒。

2009年5月，我陪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周鐵農，赴山東就規范農村土地流轉問題開展調研（圖3）。在調研基礎上，民革中央形成了《關于健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的建議》，并報送中共中央有關領導，獲重要批示。我全程參與了調研報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在調研、撰寫報告和后來的實踐中，我認識到農村承包地流轉事關鄉村興衰的大局。因此，我經年累月地關注。先后撰寫了《關于健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的建議》《關于創新土地管理體制機制 扶持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建議》《關于進一步規范農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若干建議》《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等提案或社情民意10多篇。期間，我以調研成果和撰寫的提案為支撐，申報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創新研究》，獲安徽省發改委資助；申報的《推進皖北地區“四化”協調發展示范區建設的土地政策研究》，獲安徽省國土資源廳資助；發表了《論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等學術論文10多篇；指導的碩士論文《基于新型城鎮化視角的安徽省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安徽省耕地利用現狀與流轉模式研究》等，順利通過答辯。

2009年，陪同周鐵農（前排右3）赴山東調研農村承包地流轉

2018年，省政府參事室和省政協，均承擔了《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研究課題。我隨同調研組分別赴四川、廣州、山東等省，以及安徽宣城、滁州等市進行了調研，撰寫的《創新模式，有序推進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獲省委副書記信長星批示。隨后，我利用調研資料和撰寫的建議，申報了《合肥市農村宅基地與閑置農房盤活路徑研究——基于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獲合肥市人民政府資助；指導的碩士論文《農村閑置農房盤活模式研究—基于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順利通過答辯；發表了《基于合肥市三十崗鄉實踐的閑置宅基地形成及再利用研究》等學術論文多篇。

從事參政議政工作20年，撰寫涉農提案100多篇。承蒙法律出版社厚愛，為我出版專著《獻策“三農”》，既是參政議政的參考書，更是我學生研讀的教科書。

作者單位與任職：

安徽農業大學教授，安徽省人民政府參事、安徽農業現代化研究院（安徽省重點智庫）首席專家、“安徽同心智庫”特邀研究員、民革十三屆中央“三農”委員會委員、民革十三屆安徽省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民革安徽農業大學總支部主委、安徽農業大學國土資源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