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科技含量高的創新性產業不多，且主要以模式創新為主。正由于這種要素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面臨著不可持續的困難，黨中央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持續時間長、競爭力強的新優勢。當前我國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核心關鍵技術有限，在諸多領域面臨著“卡脖子”問題，比如去年的“中興事件”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某些產品被“卡脖子”只是直接的表現，而更深層次的根源是，我們在創新的環境和機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響了創新能力。

一是科技金融體系尚需完善。我們知道，正是由于擁有相對完善的資本運行機制，美國的企業熱衷于面向長遠的風險投資。而這種科技金融體系的缺乏，使得我國企業對短期內無法獲利、或是存在較大不確定因素的前沿研究和未來可能的顛覆性技術，普遍投入熱情不足。例如，就我所從事的量子信息領域，實現通用量子計算機還需要長期努力，但美國的科技企業巨頭，包括谷歌、IBM、微軟、英特爾等都早已投入巨資開展研發，而我國企業的投入與美國相比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也存在若干科技政策與具體實施不配套的問題。例如，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要提高基礎研究項目間接經費占比，開展項目經費使用“包干制”改革試點，加大科研團隊的自主權。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科研人員其實是受到工資總額的限制，導致政策雖好，落地卻難。這一問題的直接后果就是科研機構和高校日趨嚴重的人才流失。例如在我所從事的領域，我了解到一些外企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高薪聘請國內相關高校院所的人才，卻并沒有讓他們從事核心技術研發，以達到囤積人才的目的。

二是對于若干關鍵領域的長遠規劃和頂層設計有所不足。我國可以完成“兩彈一星”、載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壯舉，但小小的芯片卻被“卡脖子”。而西方國家發達的芯片產業，依賴于從相關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再到產業化的全鏈條順暢發展、長期積累而形成的優勢。就我國而言，由于聚焦長遠的系統性布局有所缺乏，基礎研究總體上得到的支持偏少，而研究本身又往往停留在論文上；對于若干技術突破，即使在指標上已滿足應用的需求，但在工程化方面受限于整體工業水平，往往難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到了產業化階段，企業長期以來抱有“能買就買”的心態，片面追求盡快獲利，研發的動力和能力都不足。上中下游都存在缺陷，關鍵領域的創新能力就會受到影響。

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首先需要建立起促進創新的科技金融體系。建議從政策層面鼓勵企業直接投入前沿基礎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發，利用企業較靈活的資助方式，激發創新活力。同時為了保證企業的積極性，制定相關各方在成果轉讓、股權分配等多種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機制，充分利用技術市場和資本市場，加快科技成果轉化。

對于科研布局，當代的科技創新，一方面應聚焦于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傳統科技領域，解決“卡脖子”問題，在類似于“常規性武器”技術方面打破國際壟斷和壁壘；另一方面應聚焦于量子信息這樣事關國家長遠發展和大國地位、可能產生類似于“核武器”的顛覆性技術的戰略必爭領域，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特別是對于后者，我國與發達國家往往處于同一起跑線上，有更大的機會實現“彎道超車”，成為開拓者和領跑者，當然也更需要有長遠的、前瞻性的戰略布局。

發言人工作單位和主要職務：界別

全國政協委員、教科衛體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副九三學社

主席、安徽省主委，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