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圍繞金融防控風險的題目,周延禮又要跟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赴外省調研了。他說,今年這樣的調研他一共要參加5次,同時還要兼顧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給他留的調研“作業”。當然,這里還不包括周延禮所在的保險領域為他留的各種任務。

周延禮,1956年生于農業大省山東。早年間受教于家學,英語功底扎實,以至于他后來的工作更多與涉外事務相關。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恰好在看CNN。

隨和,沒架子,對金融相關話題思維清晰且頗具創新性,這是大多數采訪過周延禮的記者趨同的看法。但坐到了他的“地盤”,記者還是感受到了他的氣場,或者說是一種壓力,這種壓力也可以這樣解讀———你對面這把椅子上坐著的,必須是個能在危難時以市場化手段為弱勢群體保駕護航的人。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周延禮說他沒有自己的故事,只能作為一個親歷者、參與者和關注者,說說保險那點事。而事實證明,他親歷、參與和關注的事,就是保險業在中國一路發展的大事、大勢。

社會治理好不好,百姓說了算

春暖花開,很多人吟著“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下了江南,而前不久發生在江蘇鹽城響水的爆炸,卻也炸碎了不少游客的出行計劃。周延禮一上來就強調,機會難得,我們少談往事,多談新聞。

3月21日,位于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陳家港化工園區的江蘇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發生爆炸事故,除了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當地生態環境也面臨大考。據生態環境部應急中心工作人員說,此次環境應急處置的重中之重是處理爆炸產生的廢水,同時密切監控周邊河流、水系,確保未經達標處理的廢水不排到外界環境。

“我非常關心響水爆炸事故,也為此感到很沉重。痛定思痛,如果我們僅僅將其視為一場安全生產事故,這個思路就太簡單了,你必須把它視為制約經濟發展的大問題。”周延禮說到這兒,記者想到,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他的一份提案就是圍繞安全生產方面的保險話題展開的,一個核心要義是地方政府應提高運用防災減災工具的能力。

“很多地方政府希望搞GDP、上稅收、拉動就業,這些沒有錯,但也要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初衷是什么。”在保險專家周延禮看來,很多問題,你第一眼看只會覺得它是安全生產事故,但再看第二眼,你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

“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制約發展的傳統要素原先只有三個———土地、資本、勞動力。但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新的要素,比如綠水青山、人文宜居也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發展什么樣的經濟?是質量型的經濟?還是繼續走數量型老路博取GDP?答案顯然是前者。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要衡量,未來再去布局一座城市,我們還會不會把化工廠建在水邊?如果一座城市無法讓百姓安居樂業,那么大家就會對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存疑。當然,所有的城市布局核心謀求的都是萬無一失,而一旦一失,前面的一萬可能就都無了。”周延禮這段陳述說得很快,以至于記者無法插嘴。其實我想向他提一個問題,就是在一些經濟取得高速發展的城市推進結構轉型,關鍵在哪里?

“以響水為例。江蘇經濟發展到目前這種規模(公開資料顯示,2018年江蘇省GDP是92595億元人民幣,全國排名第2),從某種程度上,已經具備了產業結構調整的空間,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某種程度上說就側重于調整產業的結構,使之符合五大發展理念。爆炸對百姓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因此類似這種帶有化學污染性、安全隱患比較大的產業,應盡早進行結構調整。”周延禮這樣建議。

而一個很實際的話題是,傳統產業即便存在風險卻仍然在地方上根深蒂固的原因,主要是供應鏈、服務鏈同樣存在“慣性思維”。采訪前,記者在不同場合聆聽過周延禮對于供應鏈金融應對產業發揮引導性作用的觀點,這一次,周延禮則更為直接地聚焦金融對產業發展的輔導問題。

“大項目引進,資本投入大,產值大,為社會創造了就業,但就像我們投資時常說的,高收益,也預示著要承擔高風險,要從帶血的經歷中提高城市治理的矯正能力,有賴于科學的方法。比如金融機構對企業的扶持,往往被形象地比喻為活水灌溉,但水的走勢往往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我常常在想,金融在服務企業時也要有輔導,體現引導性:這種引導不是簡單地告訴企業,你需要有什么抵押物,而是告訴企業,你只有符合五大發展理念,銀行才會支持你,哪怕企業當前經營困難、暫時有些壞賬,我們該支持還是要支持,絕不能抽貸;反之,對另一些高污染領域的企業貸款,好像是收益很高,但這些項目恰恰不是國家政策倡導支持的,比如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化工項目,銀行就不能賺不該賺的錢。如果要我說,建議銀行1分錢都不要貸給他們。”過去一年,周延禮圍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進行了很多調研,他的一個觀察是很多代表未來的新經濟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很難獲得銀行貸款。

“比如共享經濟、新型垃圾分類處理,這些都是對社會有益處但短期內不能為地方政府上GDP、促進稅收增長幫上太多忙的,對于這些企業,我認為金融機構應當放眼量風物,不要短視,要扶早、扶小。”周延禮這樣表示。

用市場化方式,矯正產業“偏航”

那么,能不能用市場化手段,把在安全生產領域的強制保險變得更為有效?

“發生事故,人去世了,地方政府可能會給每位遇難人士的家屬發放幾十萬元的賠償款。但我國一些保險公司這幾年陸續嘗試推出新的保險產品,目的之一就是一旦發生事故,我們能夠有更大的能力撫慰在安全生產第一線勤勤懇懇工作的人們。比如我了解到,一些保險公司和煤礦合作,如果發生問題,對每位去世礦工的賠付是以百萬計數的,對于在救護傷者過程中產生的費用,也是保險公司來出。”周延禮表示。

在這一過程中,周延禮也在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如何以更高的保險成本,或者說是以市場化的方式促進產業或企業轉型發展。“具體做法是促進高危行業投保,加大賠付標準。我們測算過,安全生產領域的事故賠償,商業保險賠到200萬元/人是可以做到的,但總的說來,到賠償環節,已經是事后的彌補工作了。”周延禮說,這項工作更需要在事前“開花”。

“比如企業提出保險申請后,保險公司會組織大量專家進行承保前檢驗,對風險標的進行檢查,這也是事先預防。而從安全生產的角度看,保險公司的檢驗等于又多了一道風險防控屏障,如果保險公司認為企業這個地方有風險,就會要求你要么進行相應改善,要么提高保費。同時,保險公司也會聘請第三方監理力量,以專業力量幫助企業防災減災。承保之后,這種合作和監督也一直持續,保險公司也會定期進行檢查。”但種種保障依舊難敵意外。周延禮說,事故一旦真正發生,保險就成為最后一道屏障。“以響水為例,企業一爆炸,什么都沒有了,政府賠償是最低水平,這時候就需要保險發揮市場化賠付的作用。”周延禮打算舉點例子,來說明政府與保險機構合作處置社會突發事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