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的發展總是同步的，如影隨形。無論工業革命、電氣化革命還是后來的信息革命，都伴隨著當時的金融體系的創新。

第一次金融體系創新是17世紀末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體系的出現，最有信譽的貸款者從英國王室變為了工業企業。世界上首家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的建立，開啟了全球第一代金融革命。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共同構建的銀行融資體系，為當時以工業革命為代表的經濟體系源源不斷地輸送資本燃料和動力，在資金與技術的雙重推動下，英國得以成為19世紀世界頭號經濟強國。

第二次金融體系創新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投資銀行的興盛。在此之前，金融業始終將企業股權棄之如敝屣，認為離開創業者的股權是沒有價值的。以投資銀行為主體的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具有天然的資本運營能力，實現了資本的市場化流動及股權的有效配置，并借此主導了五次并購浪潮，通過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經濟結構優化，推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在這一金融體系的幫助下，以電氣化革命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在美國完成，讓美國成為20世紀的頭號強國。

第三次金融體系創新表現為20世紀末以來方興未艾的風險投資。通過風險投資，風險緩釋手段從實體的抵押、質押變換為預期產業前景，18個月內就可以完成一代信息技術的更新換代，金融業與技術開發者共享其中的收益。正是由于風險投資體系支撐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奠定了信息產業的基礎并培育其迅速成長為美國新經濟的支柱，以信息革命為核心的經濟體系推動了美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實體經濟與金融發展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只有能服務于并服務好實體經濟的金融，才能夠算是“好金融”。如果金融發展不能與時俱進，不能主動契合實體經濟的內在需求，這樣的金融體系終將因為不能支撐經濟體系的發展而被淹沒在歷史潮流中。

最適合本國的金融體系都是具有個性和唯一性的，因此，不能簡單地把美國和英國各自的最適制度通過某種“黏合劑”拼接到中國，因為最適的金融制度并不在已有的既定規則之中，而是潛在于本國的稟賦之中。因此，沒有最好，只有最適合，我們要探尋的是立足中國實際、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金融體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內在要求，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迫切需要。同時，十九大報告還提出了“現代金融”的概念，指出要“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這與前述“現代化經濟體系”首尾連貫、前后照應，實際上強調了金融是整個國民經濟的一部分，與實體經濟緊密聯系、互相支撐，二者不是孤立的、分割的。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現代金融體系的根本目的是服務實體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新時代，現代金融體系只有在為實體經濟服務中才能實現自身的持續健康發展。從微觀來看，只有企業實現較好的盈利、實體經濟“有錢賺”，金融業才能隨之得到應有的、合理的回報。金融業的利潤率必須與實體經濟“做大蛋糕”緊密結合起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否則資本就會在金融體系“空轉”，金融市場就變成了“零和博弈”。近年來，金融業“脫實向虛”一度比較嚴重，過度金融化現象也曾比較突出，金融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金融自我復制、自我膨脹，如此循環往復就可能形成金融泡沫并導致金融危機。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既是金融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更是對金融體系發展偏離服務實體經濟這一本質的及時控制和有效糾正。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