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

人口出生率兩年連降，仍存人口紅利

2018年年末，中國內地總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人，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以及海外華僑人數）達139538萬人，比2017年末增加530萬人。全年出生人口達152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94‰，同比2017年下降了1.49個千分點；死亡人口為993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3‰；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81‰，同比2017年下滑1.51個千分點。

可見，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出現出生人口率下滑以及人口自然增長率下滑的情況。對此，寧吉喆表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已經很清晰地表明，2018年中國不僅人口在正增長，出生人口數量也是比較大的，1523萬人，這個數據還是很可觀的。“至于人口增長率、出生率有所下降，人口的數據不是只看一年，要長期觀察，歷史上我們有過人口高峰，現在人口的結構變化也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所以，不必過度解讀。”

寧吉喆稱，我國的人口紅利仍然存在，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有一些波動，但這個規模仍然巨大，我們9億人當中有7億多在就業，還是有空間。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翟振武針對這一數據解讀稱，從數據來看，去年我國出生人數、出生率都是下降的。原因有二，一是前兩年我們的出生率比較高一些，主要原因是“二孩”的累積效應正在釋放，這一兩年出生率逐漸就回落下來了。第二個原因是大批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正在退出生育旺盛期，1985年~1990年出生人群現在陸續都到三十多歲了，所以育齡婦女人數比以前少了，生孩子的數量自然就比以前少了。“這樣的趨勢應該說是很正常的，并且是可以預見的。同樣的情況會持續下去，中國的出生人數會逐年減少，在未來幾年內這樣的趨勢是很明顯的，2019年的出生人口可能會比2018年還少一些。今后的出生率會逐步降低，死亡率逐步上升，兩者持平后，中國人口就會進入一個零增長的狀態，這個大概二零二幾年會出現。”翟振武表示。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匡時分析認為，2018年出生人口規模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過主要原因是育齡婦女規模下降以及“90后”女性婚育推遲。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的估計，從2018年開始，25-35歲育齡婦女的生育主力人口開始下降。這是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較多的主要原因。

未來中國新生兒數量會否繼續下降？黃匡時認為，無論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的預測，還是聯合國人口司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以及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人口展望等，都預計未來我國出生人口的長期趨勢是呈現下降趨勢。（潘亦純 許雯）

展望

2019年中國經濟不存在“失速”風險

如何看待2019年的中國經濟發展走勢？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說，展望2019年，內外需求放緩壓力可能增大。其中，受外需減弱和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出口增速將回落。在政策的大力推動下，基建投資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回升，制造業投資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則可能回落，整體投資難以大幅回升。消費增速穩中略緩，仍然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動能。無論從供給側還是需求側來看，2019年經濟都存在下行壓力。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則預測，預計2019年GDP增速將降至6.3%，比2018年放緩0.3個百分點。“中美貿易走向仍存在不確定性，這對國內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都將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疊加國內勞動力人口規模下降、儲蓄率高位走低，以及金融周期下行等因素，今年國內經濟運行將延續景氣回落過程，GDP增速可能進一步走低。”

不過，多位業內人士同時指出，2019年中國經濟不存“失速”之虞。

“宏觀政策將在‘穩增長’方向上逐步發力，前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推進‘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也為2019年實施逆周期調節騰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間。”王青補充，城鎮化進程每年新增1000萬就業，國內消費升級帶動服務需求增長較快，高端制造業還有很大發展空間。總體上看，2019年經濟運行的回旋余地仍然較大，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變中有穩”，不存在經濟“失速”風險。

連平持有類似觀點。在他看來，宏觀政策逆向調節力度將加大，對經濟的作用將從2018年的調控和抑制轉為2019年的支撐和托底，2019年經濟增長或將呈現前低后穩。（侯潤芳）

建言

貨幣財政寬松的同時不應“松監管”或“行政化寬信用”

針對中國經濟的形勢，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成為共識。

近期，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多次在公開場合呼吁財政貨幣政策雙管齊下，以應對經濟增速下滑的危險。

“中國過去40多年的經驗證明，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一切問題都會惡化，因為大多數經濟和金融問題都是以經濟增速為分母的。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結構調整、經濟體制改革等長期問題無從談起。”余永定說，中國有必要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輔之以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對此，聯訊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持有類似的看法。“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加大逆周期調控的必要性上升。財政政策是主角，包括提高財政赤字率、擴大專項債額度、結構性減稅等。貨幣政策同樣需要維持寬松，為寬財政提供流動性支持，并通過再貸款、定向降準等方式，引導資金流向實體。而美國經濟見頂信號愈發明確、貨幣政策緊縮節奏放緩的外部環境，也為國內貨幣寬松打開空間。”

不過，經濟學家鄧海清同時提醒，政策層不應“松監管”或“行政化寬信用”。

“采取逆周期調節措施確實是對的，包括貨幣寬松、財政寬松等等，但是需要減少行政化手段對市場出清的干預，更不能通過轉移矛盾再暫時性強刺激經濟。”鄧海清解釋。

一方面，目前中國杠桿率仍然處于歷史最高位，杠桿率僅僅是穩住，并沒有明顯下降，需要慎重對待加杠桿。另一方面，不應以“行政之手”介入信用擴張，而應當讓市場自然出清。應當允許經營不善的民企優勝劣汰、破產重組，對于違法違規、惡意欺騙市場的民企應當加大懲罰力度，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經濟轉型升級。（侯潤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