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石圖軸（國畫） 潘天壽

潘天壽先生是20世紀公認的杰出藝術家、藝術教育家，半個世紀前離世的文化巨人。去年原文化部曾以“潘天壽與民族文化自信”為主題，舉行潘天壽誕辰120周年大型系列紀念活動，今年學術界再次研討他的巨大貢獻，首次提出了“潘天壽學派”的概念。通過學習和整理他的學理，包括哲學理念、美學思想、教育思想、藝術創作成果以及他與同道、弟子的學術傳承，我們越來越感到那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用畫派、藝術流派都不能確切地表述他和他的同道以及弟子的學術貢獻，只有用學派才能進行概述。那么何為貫穿潘天壽一生之核心思想呢？經再三思考，我認為可以用一個“正”字來概述，繼而冠之以“正學”，加以研究。用一個“正”字最能概括潘先生一生的言行和學說，無論做人、從藝、從教。而這個潘天壽學派的核心思想也應該就是“正學”。

潘先生說：“有至大、至剛、至中、至正之氣，蘊蓄于胸中，為學必盡其極，為事必得其全，旁及藝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極。”藝術之大、剛、中、正可謂是一種高境界，藝術家首先應該是堂堂正正的君子，稱得上一個真正的文化人，藝事才能登峰造極。這是從大的方面說做人必須正。

潘先生說：“中國畫要講詩情畫意，講境界、格調，要表現高尚的情操。這也就是思想性。”追求立意之高，境界之高，故云：“藝術之高下，終在境界。境界層上，一步一重天。雖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夢見。”這是說從藝必須講境界、格調、情操，必須正。

潘先生提出“世界的繪畫可分為東西兩大統系”，即“兩大高峰說”，在西畫強勢壓抑中國畫的背景下，依然把詩性中國畫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文中之文”置于尊位，強調詩書畫印，并篳路藍縷開創中國畫系，熱望他的學生弟子代代傳承。

潘先生求真務實，從事書畫事業，堅持民族特色，為之增高加闊，具有高度的事業心、責任感，主張以“振興民族藝術以振興民族精神”，這是對民族藝術一腔熱情，對愛國主義的一腔熱血，充滿正氣。

潘天壽一生正大光明，身體力行，在教學中特別注重“致良知”的啟迪，受到王陽明心學的蒙養。他反復強調：“藝術品為作者全人格之反映。無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學問，廣遠之見聞，刻苦之經驗，決難得有不凡之貢獻。故畫人滿街走，而特殊作者，百數十年中，每僅幾人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做人之道，亦是治學作畫之道。”“畫格，即人格之投影。故《傳》云：士先器識而后文藝。”這些字句都閃耀出凜然陽剛正氣。

潘天壽說自己是讀“老書”的人，自幼在私塾打下國學基礎，讀四書五經，讀千家詩、唐詩，讀《古文觀止》，整整七年的私塾，少年潘天壽就是在高懸“率真處世”進士金匾的教室里所度過，率真處世，容不得半點虛假，便是一個正字。他求學的寧海正學學堂也以方孝孺的號“正學”為校名。深入骨髓的就是為學之正。

青年潘天壽考入浙江第一師范，校長經亨頤制定的校訓是：“勤、慎、誠、恕”，儒家人格教育更加深了他的涵養。另一位深受潘天壽尊敬的留學歸國的老師李叔同皈依佛教，潘天壽震驚之后，在國學基礎之外開始參以佛學、道學，還增加了許多西學知識深入研究。故美術界有言：“潘老有魏晉名士風度，潘老出家肯定會是一位高僧。”自然不奇怪。道、釋兩家在中國與儒家就共存幾千年。道學遵循自然規律，主張“無為無不為”，倡導“歸真返樸，復歸自然”。看透人生，心境就會豁達。莊子齊生死，臨終反對弟子為自己厚葬，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葬品）。吾葬具豈不備邪？”整個宇宙皆為陪葬物，豈不宏偉之至。其妻子病故，他擊缶弦歌，無絲毫悲哀。

潘天壽何嘗不是如此，潘師母小中風被送進醫院，他去醫院，以《莊子》中“齊生死”的故事勸解，人之生死如四季循環，沒有生就沒有死，沒有死就沒有生。以死生循環規律勸導病人，別出心裁，大智若愚。其實，正是莊子出世的境界將潘天壽的藝術推到了一個高境界。

早年潘天壽見李叔同先生出家也想跟著出家，后被勸阻。然而他對佛學從未放棄研究，著有《佛教與中國繪畫》等論文。且與佛門法師關系甚好，1936年為杭州凈寺敬書的對聯：“塔飛山坐一樣空華，今逢末世萬年初如是道場，愿爾眾生圓覺；珠照燈傳三輪真諦，頓悟現前四大假儻求法相，莫忘當境莊嚴。”至今還高高刻篆在該寺院大殿西立面5米多高的石柱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與溫州樂清雁蕩山靈巖寺顯道法師關系甚密，書信、詩詞往來，又以書畫相贈。《訪顯道上人于靈巖古寺》五絕四首之四：“名山春更麗，四壁滿巖花。應有重來約，聽師講二華。”此中就透露出潘先生對佛教經典《華嚴經》《法華經》的敬重及興趣。

佛學、道學都強調透過現象看本質，注意整體看人生天地。《潘天壽談藝錄》處處閃耀出此類光芒，同時用得很靈活。大到人生天地，小到作畫寫字均是如此。

潘先生以中國畫名世，他的作品沉雄闊大，奇崛高古，尤善巨幀大畫，格局大，氣勢雄，構圖極為大氣，用筆果敢肯定，業內無人不服。他是20世紀中國畫大寫意的旗手，繪畫風格強烈。指墨畫是一個小門類小畫種，但他卻能使其走上藝術大堂而別具一格，展現出他那種生澀古拙的美，達到蔚為壯觀的崇高境界。何其不是正格。

潘先生在處理人品與畫品、常與變、形與神的關系，處處體現出一個正字。他一再表明：“我認為‘筆正則畫正’ ‘心正則畫正’，人品不高，落墨無法。人格方正，畫品亦高；人品不高，畫品也低檔。后世千百萬年來，人們所要學習和追求的，是人品高和畫品高的藝術。文學、藝術是藝術家的整個人格、思想、感情的反映，藝術家思想正、志向大、胸襟寬、眼光遠、修養高，他的藝術作品，一定是高的，他的藝術成就，一定是大的。”潘先生的見解與陳師曾《文人畫之價值》所云“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是完全一致的。

潘先生用筆、用墨、用色，以及畫中開合、疏密、虛實的布局，奇正之變，平衡與不平衡，以及四邊四角，造險破險，皆取法乎上。又主張詩、書、畫、印四全的要求，學習計劃中讀書、寫字、畫畫都有適當比例，從藝辦學無不出自一個正字。

他從事教學如此，在不受重用被排擠，不能上講臺的歲月里，他與吳茀之等老教授只能為學院征集收購古字畫，作為日后教學范本，依然勤勤懇懇，任勞任怨。

潘天壽這種文化精神通過他大量的書畫創作、著作和近半個世紀的傳道授業，他和他的同道吳茀之、諸聞韻諸樂三兄弟、朱屺瞻、陸維釗、沙孟海、顧坤伯、陸抑非、陸儼少、余任天等等無不都是老一輩學者，由他們帶頭一個龐大的群體漸漸形成，如今我們冠之以潘天壽學派，倡導正學，合乎中國國學之正，中國畫之雅正、純正，并予傳承和發揚自然非常必要。

學派不是靠打造的，潘天壽學派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潘先生活著的時候就說：“中國人從事中畫，如一意摹擬古人，無絲毫推陳出新，足以光宗耀祖者，是一笨子孫。中國人從事西畫，如一意摹擬西人，無點滴之自己特點為民族增光彩者，是一洋奴隸。兩者雖情形不同，而流弊則一。”潘天壽學派就是一批不做笨子孫，不作洋奴隸的后繼者的集群。當前學術界藝術界物欲橫流，精神失落，用潘天壽的“正學”予以抵制，無疑是最好的一種利器，也可以說提倡“正學”是潘天壽學派群體自律的一種呼喚。

（作者系中國美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