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億人，這是截至2017年底我國的人口總數，人口眾多仍是我國基本國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口問題始終是我國面臨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這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提出的新任務和新要求。科學研判人口中長期變動趨勢，統籌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人口問題，同樣是全國政協和廣大政協委員一直關心關注的重大問題。10月26日上午，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十三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召開。圍繞“中長期人口變動與經濟社會發展”議題，全國政協副主席李斌作主題發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連維良介紹了相關情況，13位委員和兩位專家學者作了會議發言，國家相關部委的同志和委員們進行了互動交流。

為開好本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副主席李斌、高云龍以及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有關負責同志此前分別帶隊，先后赴新疆、北京、廣東、山東、河北、上海等省區市開展了專題調研。人資環委還召開了東北三省專題座談會，并多次與國家發改委、衛健委、教育部、人社部等部門以及有關研究機構進行交流。

人口政策

重在準確把握形勢著眼長遠謀劃

“到本世紀20年代后半期，中國人口將達到峰值14.3億左右，人口數量將經歷從低增長到零增長再進入負增長的歷史性轉折。”李斌副主席在主題發言中著重分析了目前人口發展的結構性問題，認為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提高人口綜合發展水平仍任重道遠。

目前人口發展的結構性問題主要有三大指征——

老齡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2017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1.4%，預計2035年到205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從23%增至29%。

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下降，供需結構不匹配問題顯現。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將從目前的9.9億降至2050年的7.9億。

城鄉人口服務能力差距大，地區之間人口轉變不同步、人口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

制定人口政策，重在準確把握形勢，必須著眼長遠設計。本著這一原則，為解決人口結構性問題，國家自2016年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

“在育齡婦女規模大幅下降情況下，2016、2017年全國出生人口達1786萬、1723萬，為本世紀的最高水平。”參與此前調研的全國政協人資環委副主任王培安帶回了調研了解到的情況，認為全面兩孩政策效果明顯，同時也冷靜地看到，“今年起，全國出生人口明顯回落，全面兩孩政策短期效應結束，生育水平處于下行階段，需要高度重視低生育率的長期影響。”

“全面兩孩政策前的8年間，中國的生育水平在1.65左右。全面兩孩政策后的生育水平又有上升，未來十幾年中國的生育率會在1.6左右波動。”參加座談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根據多方數據分析判斷，生育水平由高向低的變化，是收入、教育、工業化、城市化、社會保障等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

“現階段政策調整重點應放在全面減少生育限制之上，不應簡單地提‘鼓勵生育’。”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提出，應通過政策調整及時遏制出生人口數大幅下滑，平緩人口結構的過度波動，確立“有計劃的自主生育”和“有責任的家庭養育”政策立場。

“上世紀90年代初出生的育齡婦女減少，才是當前出生率低的主要原因。”楊維剛常委認為，“全面放開”并不是解決當前人口問題唯一、最佳的選擇，建議要穩妥落實好目前的全面兩孩政策，抓好配套政策落地，全面加強生育服務。

質優量足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培養高素質勞動者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背后很大程度依仗著充足勞動力帶來的人口紅利。從2035年到2050年，中國人口總量平穩下降，老齡化程度較高，將進入“后人口紅利期”。

王培安從人口總撫養比分析，我國未來仍將處于人口紅利期。“2017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約為38%。預計2030年仍將低于50%，這對經濟發展而言仍是利好。”

“低生育率、老齡化等問題具有歷史必然性，也是后發展國家早晚要面對的挑戰。”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委員同樣認為，人口紅利‘下半場’對經濟發展有利因素仍然較多，她的判斷有三個依據———一是勞動力數量充裕，2050年之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均在8億以上；二是人口負擔仍然較輕，勞動參與率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三是巨大人口總量產生的規模效應，可以支撐細分行業的創新和發展。

此前，人資環委調研組在北京、廣東等地都重點調研了科技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問題，看到工業流水線、機器人的充分運用提高了全員勞動生產率，有效控制企業用工規模的實例。調研組認為，隨著高科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等快速發展，“機器換人”帶來的勞動力結構調整，將是未來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參考因素。

“機器換人”，換下來的人的生計問題如何解決，這就需要通過職業教育來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李守鎮委員提出，未來實現高質量發展，建設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術會創新、敢擔當講奉獻的高素質勞動者大軍至關重要。

錢學明委員則提出，“是否可以由教育部門來全面負責職業教育學校的監督管理，人社部門來組織各行各業研究制定人才需求規劃、招生計劃、技能要求，評估使用效果？”他的提議得到了兩部門的積極回應，盡快研究出臺職業教育改革方案，切實提高職業教育的水平、推進產教融合，已經成為雙方的共識。

家國相依

人口發展要兼顧社會和諧家庭幸福

人口問題，關系國計民生、事關千家萬戶。促進人口發展與社會發展相適應，關乎社會和諧和家庭幸福。

養老和育幼，是老齡化社會和全面兩孩政策背景下的兩大社會問題，同樣是每個小家庭面臨的大難題。剛剛通過的個稅專項附加扣除改革得到了與會委員、專家的一致贊同，提出要盡快落實細則，給家庭“減負”。

“要以家庭需求為導向，建立家庭友好型社會。”黃綺委員提出，應實施兼顧家庭負擔的稅收減免政策和其他補貼政策、恢復完善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機制，完善對失獨家庭困境老人的國家監護制度，探索部分社會保險在家庭中轉移的機制等建議。

楊維剛常委向國家衛健委提出“對于建立健全0-3歲托幼服務制度體系方面有什么考慮？”對此，衛健委等部門回應表示將多部門一道加強相關問題研究，盡快制定相應的政策。

“無論實行什么生育政策，期望生育回升到很高水平是不可能的，中國老齡化的趨勢不可逆轉。”翟振武建議，要盡快建立系統的、全面的適應老齡社會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延遲退休制度、長期照護保險制度、老年社會保障制度等。

“一方面是養育孩子的時間和金錢成本越來越高，特別是托幼服務短缺成為制約；另一方面，年輕父母越來越注重自身的職業發展和生活質量。”座談會上，楊云彥委員分析了目前部分年輕群體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建議從三方面入手構建生育激勵型的政策支持體系——解決養育子女中的突出問題；控制養育子女的機會成本；改變生育子女的負面預期。

獨生子女家庭是一個高風險、多困難、低保障的弱勢群體，特別是失獨家庭在生活照料、養老保障、精神慰藉等方面遇到困難更多。高體健常委提出，要加大對計生家庭獎扶力度，尤其對失獨家庭要開展精準幫扶，“除了基本生活幫扶制度，還要建立養老保障、大病醫療、精神慰藉等專項救助和社會救助制度，為失獨家庭提供完善的政策支持，讓失獨家庭老人擁有溫暖而有尊嚴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