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黨制度是人類政治文明和政黨政治的新范式 

□隗斌賢

編者按

時值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浙江省社會主義學院推出了“制度自信：改革開放四十年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專題研究，立足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進程和未來發展趨勢，總結四十年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歷程，站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起點，在經驗總結中把握時代脈絡。特選其中數篇以饗讀者。

一、 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具有世界意義的新型政黨制度

今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聯組會上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歷經數十年的實踐探索與發展，愈發呈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氣質，并為人類更美好的社會制度探索和解決世界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

首先，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追求民主進步的斗爭中逐漸形成和確立的，是多黨制和一黨訓政制在我國破產后的必然選擇。在近代中國，各民主黨派成立后歷經風雨洗禮，在付出血的代價和沉痛的教訓后終于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多黨合作的道路，才能實現國家的夢想。70年來的實踐證明，新型政黨制度不僅符合中國實際和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也符合包括各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在內的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高度契合了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協和萬邦、兼容并蓄和求同存異的優秀傳統文化。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走出了一條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打破了歷史終結論和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現代化的“路徑依賴”。一些發展中國家盲目移植西方“民主政體”，引發“顏色革命”，社會動蕩、政府癱瘓、民不聊生的亂局接連上演。就連西方自我標榜的“多黨制衡”“三權分立”也已異化為選票政治、金錢游戲，導致社會群體撕裂等諸多弊端。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中國之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慶祝大會上所指出的“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演化的結果。”國內外的政黨政治實踐也表明，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只有根植于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與本民族的歷史性格、社會基礎、地域特征和宗教習慣等相符合，才能形成巨大的動力，凝聚了強大的社會力量。

其次，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僅創新了一種的新的政黨制度類型，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新的執政方式、現代治理方式和民主實現形式。這一新的政黨制度類型既避免了一黨專制缺乏民主監督、又避免了多黨輪流坐莊導致的代表少數利益集團、惡性競爭、社會撕裂的弊端，實現了一黨領導與多黨合作的有機結合，能夠在共同政治目標和共同利益基礎上以求同存異、團結合作的方式把各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的共識、人心、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形成“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大合唱”局面。作為一種新的執政方式，在國家權力架構中既不是執政黨一黨獨占與專斷，也不是多黨競爭、輪流坐莊，而是執政與參政有機結合，執政黨的執政是建立在各民主黨派參政、多黨合作基礎上的，參政黨不以謀取執政為目的，而是通過“一參加三參與”和民主監督、政治協商協助和支持執政黨更好地執政為民、執政興國。這種合作和諧的執政方式不僅保證了政局穩定，還極大地提高了國家治理效能。作為一種新的現代治理方式，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改變了傳統的單一權威主體進行的強制管理，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參與主體多元、各方利益兼顧的協商共治、合作治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進行的政治協商為實現黨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共識與智慧，有效地防止和避免了重大決策的失誤，也有效地克服了“九龍治水”難以集中的弊端，實現了國家治理的強大合力。新型政黨制度創造了一種新的民主實現形式。我國的政黨制度反映的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本質要求，既不是西方式的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也不是一黨制的獨裁，而是中國式選舉民主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有機結合。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輔相成，促進了人民的選舉權與政治參與權的有機統一，使包括黨外代表人士在內的各黨派各族各界群眾在投票選舉之后能夠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擁有持續深入的政治參與。

二、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色和獨特優勢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根本原則。這一領導地位的確立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強加的，而是中國共產黨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幸福、為國家謀富強和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的一致認同而作出的自覺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這一制度的最大優勢，不僅是區別于其他政黨制度的根本特點，也是多黨合作事業堅持正確方向、發揮制度效能、保持生機活力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并高度重視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為充分發揮這一制度效能提供了制度化、程序化和規范化的保證。各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自覺恪守這一根本原則、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揚多黨合作優良傳統，忠實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政治協商等職能，鞏固了“眾星拱月”的生動局面，凝聚了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磅礴力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實行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要求我們在治國理政時在人民內部各方面進行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協商民主，統籌推進好政黨協商、人大立法協商、政府行政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這其中都離不開各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代表人士的積極參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新時代多黨合作舞臺極為廣闊，要用好政黨協商這個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通過協商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新型政黨制度所遵循的就是眾人的事由眾人商量，通過協商廣開言路、廣集民智，促進決策的科學民主化。通過協商還可以反映全社會的共同意愿，尋找到最大公約數，形成最大范圍的共識，凝聚最大的正能量，而這正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所在。

長期穩定全面合作是新型政黨制度的精髓實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早在1993年3月就正式寫入了憲法，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首先，這種合作是長期的。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程中，這一制度經歷了“政黨合作”到“聯合建國”再到“合作治理”，為其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制度實踐。這一歷程就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實現初心和使命的全過程，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成敗、政權興衰的重大戰略考量，是治國理政之道，而非權宜之計。其次是穩定合作，不會因為領導人的認識的改變而改變，而是因為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和憲法的保障、制度的保證。各民主黨派及黨外代表人士與中國共產黨已成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摯友、諍友關系，是親密的友黨，從而在政治生活中能夠親密團結、互相監督、合作共事；這種合作還是全面的，不僅是政治上合作、政權中合作，在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都有合作，而且體現在合作制度的制度化，合作方式的規范化和合作過程的程序化，使之有制可依、有章可守、有序可循。

提升制度效能是新型政黨制度的關鍵所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完善政黨協商制度絕不是搞花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據、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誠協商、務實協商，道真情、建良言，參政參到要點上，議政議到關鍵處，努力在會協商、善議政上取得實效。新型政黨制度之所以具有強大的整合能力，就在于它能夠通過制度化、程序化和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黨派和社會各界的各種意見與建議，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別和各方面人士的廣泛參與，蘊含合作、參與和協商精神的求同存異、體諒包容的原則，以及規范科學的有效合作機制，不僅能夠實現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而且能夠促進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和依法決策，從而真正成為實現國家統一和人民團結、有效化解改革開放、創新發展中的多種矛盾、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達到政治、社會、制度和利益整合的效能。

（作者系浙江省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