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我們在這里描述的畢竟是一場“文化戰爭”，因而，如果不能從文化學術的角度對這場戰爭的對象、目的，以及主持者鄭振鐸的版本目錄學觀點，進行一番考察的話，那么，就不能真正地理解這場“文化戰爭”。

鄭振鐸的首要目的是想為國家建立一個較為完備的圖書館，這不禁使我們想到，陳寅恪先生在1931年，時值清華改制為大學，兼建校20周年之際，所做的一場演講，題為《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文中清醒地指出，綜合當時各學科而言，都沒有真正的獨立性或突破性進展，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而“圖書館事業，雖歷年會議，建議之案至多，而所收之書仍少，今日國中幾無論為何種專門研究，皆苦圖書館所藏之材料不足”，其原因則是，“中西目錄版本之學問，既不易講求，購置搜羅之經費精神復多制限。近年以來，奇書珍本雖多發現，其入于外國人手者，固非國人之所得窺，其幸而見收入本國私家者，類皆視為奇貨，秘不示人，或且待善價而沽之異國”。

此文雖作于鄭振鐸等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前近10年，但文章中所述的情況卻到彼時亦無根本性的改變。鄭振鐸竭盡全力，以保文獻不墮不失，其首要目的即在于為國家建立一個圖書館，并且把它置于自己一己著書立說之上。在1940年8月12日信中，他寫道：

如能以我輩現有之財力，為國家建立一比較完備之圖書館，則于后來之學者至為有利，其功能與勞績似有過于自行著書立說也。

尤其是在那樣的時局，“能為國建設一如此宏偉之圖書館，其工作之艱巨與重要，實遠在黃梨洲、葉石君等人以私人之力，收拾殘余者之上十倍也”（1940年9月21日信）。

在這樣的前提下，自然也就要求所收圖籍必須門類齊全，不廢一部了，而大量的珍本也得以留存了。鄭振鐸在1940年6月29日信中就寫道：

（我輩）眼光較為遠大，亦不局促于一門一部，故所得能兼“廣大”與“精微”……大抵經我輩如此一搜羅，重要之書，流落國外者可減至最低度；甚至可以做到：除非經我輩鑒定認為不收，可任其出國外，余皆可設法截留。

在1940年8月12日信中，又提及“而在國家圖書館之地位上，亦似以放大眼光廣收群籍為宜也”。

但是，“廣大”云云自然也不必凡書皆收，事實上也不可能。在力爭廣為搜羅的同時，著重于實用與保存文化。鄭振鐸先生迥異于傳統藏書家的地方，也恰恰就是在這里。所以，“我輩收書，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飾架壯觀”（1940年6月29日信）。

“不重外表”，大致上是說以書的本身內容來決定取舍，而不像當時北方首屈一指的藏書家自莊嚴堪主人周叔弢老先生，對圖籍有“五好”（指版刻好、紙張印刷好、題跋好、收藏印章好、裝潢好）的近乎苛求的盡善盡美要求；“不重古董”，則著重指不必像歷來傳統藏書家一樣，必以宋版元刻、黃跋顧校為首要搜求對象。“不重外表”與“不重古董”，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指在對待有著文物性質的善本珍籍時，更偏重“文”而非“物”。于是，要收購《大明會典》時，就不收在傳統意義上版本價值高的楷書弘治本，而收后出但就因此而材料較多的萬歷刊本了（1940年12月9日信）。在這樣重實用及保存文化的版本學指導思想下，連版本學家、藏書家絕不會稍顧的鉛印石印本新書也大量搜求，不僅因為此類書價廉，也不僅因為其印數少且每成絕版，而且同時也因為中央圖書館配齊一批，亦未始非要務也（1941年8月19日信）。想到現在有些學者倡言“新文學著作版本學”，則鄭振鐸應是孤明先發者了。

就“精微”而言，鄭振鐸標舉出“應集中力量，購：（一）四庫未收及存目之書；（二）叢書；（三）清儒稿本及著作；（四）宋、元、明版之較廉者；（五）史料書”（1940年6月29日信）。

關于第（四）類，在經費等諸多條件限制下，宋、元、明版只能選廉者購，通觀鄭振鐸的書信，如果此類書是孤本或有關重要史料者往往不吝重值，蓋其同時具有文獻及文物價值也。而且當其他書價格過高時，鄭振鐸倒認為“似尚不如購宋元本為合宜也”（1941年5月20日信），可見其通達。

至于（一）、（二）、（三）類，其實都可以歸入（五）即“史料書”中，從書信中，我們也可清楚地看出，鄭振鐸也是如此處理。“史料書”是鄭振鐸“精微”之“精微”，“重點”之“重點”。不惜重價收之。

在數百通書信中，鄭振鐸對“史料書”特加重視的意見可謂連篇累牘。如“此類史料書，為四庫所斥者（見四庫存目），我輩必須收史料書不可與尋常集部相提并論”（1940年2月23日信）；“此類書，關于‘文獻’最巨，似萬不宜放手”（1949年4月29日信）。

所以，像《平播全書》《甲申朝市小記》《明初伏莽志》《鴻猷錄》《嶺南文獻》《嶺南焚余》《三朝寶訓》《大明一統名勝志》等等，鄭振鐸極力主張收下；即使是竹紙本也照收；嘉業堂書精善本固多，但為鄭振鐸矚目的則是其中大量的史料、稿本書。像《乾隆上諭》《外交部檔案》、馮煦的奏稿、電稿，更是因為關系近代史甚巨而必須收為國有。這類書“價雖昂，亦應留之，其他‘版本’書則應大加斟酌矣”（1940年6月1日信）。

鄭振鐸對“史料書”如此重視，當然是與其本人超邁不群的版本學觀點有關。但是，也是民國史學界風氣的反映。民國新史學之所以屢有突破創獲，實在是與受西方、尤其是德國語文歷史考證學派的影響，將對第一手資料特別是檔案的重視與乾嘉的考據方法結合起來有相當大的關系。對“史料”的重視，可由傅斯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這樣的詩句得到證明。

鄭振鐸收下的史料書中相當一部分日后得以刊布，成為歷史學家不可或缺的要籍。

四

在這場為期兩年的“文化戰爭”中得以保存的文獻，日后還有一部分流往臺灣。新中國成立后，鄭振鐸通過徐森玉老先生的哲嗣徐文坰設法將潘世茲寶禮堂捐獻給國家的百余種宋、元刊本及陳澄中攜港的大批珍籍運回國內，均入藏北圖；而與“南陳”即陳澄中齊名的“北周”周叔弢老先生的自莊嚴堪藏書亦全部捐出。曾引起鄭振鐸在1941年8月19日信總結“失敗原因”的宋余仲仁本《禮記》亦赫然在焉。可見，戰亂中的鄭振鐸并不是孤軍奮戰，“文獻保存同志會”又何止五人之數！

至此，幾乎全部的珍籍均已歸入了國家圖書館，由我們后人被其遺澤了。

（作者系著名學者、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