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莉

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總是習慣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熱衷于給中國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簽,當前在西方輿論場流行的“銳實力”就是其中一個。這個美國智庫新近拋出的概念,實質上是對中國努力提升文化軟實力的肆意抹黑。“銳實力”在西方的提出和熱炒絕非理性的學術和政策探討,而是“中國威脅論”的最新版本,中國思想輿論界必須發出正本清源、廓清迷霧的響亮聲音。本期“學海觀潮”對話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謝韜,深入剖析“銳實力”概念背后的霸權邏輯和雙重標準。

“賊喊捉賊”的強盜邏輯

《中國社會科學報》:用“銳實力”這個概念污名化中國的手法實際上并不高明。媒體、學術、文化、青年交流等國際社會的正常交往活動,因為行為主體是中國,就都被納入了“銳實力”范疇。同樣的公共外交,西方國家使用就是軟實力,而中國、俄羅斯使用就是“銳實力”。如何透析“銳實力”學術包裝下的虛偽性?

謝韜:“軟實力”和“銳實力”這兩個概念的詞源都是實力(power)。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一書中,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了“軟實力”這個概念。在奈的筆下,軟實力是一種“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它通過吸引而非強迫或收買達到目標,能夠“使他人想你所想”。

“銳實力”一詞最早出現在《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2017年6月的一篇文章里。隨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2017年底發布報告《銳實力:上升的威權主義影響》(以下簡稱“報告”),“銳實力”開始在西方思想輿論界被熱炒。這份150多頁的報告指責中國和俄羅斯通過“拉攏”“操縱”和“分散注意力”等手段,對拉美和東歐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的媒體、學術界、文化界和智庫發起了一場精心策劃的“信息戰”,將中國和俄羅斯的正常公共外交活動比作攻擊西方民主價值觀的“刀尖”和“針尖”。

“銳實力”給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種所謂的“理論依據”邏輯混亂、漏洞百出,根本無法自圓其說。報告雖然認為“銳實力”與軟實力非常相似,都是“塑造他人觀點的一種能力”,但強調前者不是基于奈所說的“友善的”吸引力,而是基于“惡意的和侵略性的”信息操縱。在報告撰寫者眼中,“銳實力”和軟實力的根本區別在于塑造行為的主體是誰以及用什么樣的價值觀來塑造。如果主體是西方國家,那就是軟實力;如果不是西方國家,則是“銳實力”。如果是西方價值觀,那就是軟實力;如果不是西方價值觀,則是“銳實力”。

這種雙重標準充分暴露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一些西方國家在全球范圍推銷所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靠的真的是“友善的”吸引力嗎?通過文化和教育交流宣揚西方民主并培養“民主斗士”,資助宣揚西方民主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資助和培訓目標國的反對黨從事競選活動,利用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臺等宣傳機構批評目標國政府,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脅迫受援國進行西方式民主改革……這些美其名曰“民主援助”的行為不是“銳實力”又是什么?冷戰結束以來的歷史表明,美國為了實現推廣西方民主這個目的可以說不擇手段,甚至還不惜用最尖銳和最堅硬的武力來顛覆他國政權。如果說“銳實力”概念真的成立的話,恐怕套在一些西方國家自己身上才最合適。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中國來說,公共外交的基本活動是面向外國,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如何回應“銳實力”對中國公共外交目的的誤判?

謝韜: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經驗,以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國外交政策的重點是“把世界介紹給中國”。經過40年的飛速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躍居全球前列,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我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也就自然而然地轉為“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道路和中國發展,中國的公共外交活動隨之呈蓬勃發展之勢。

任何國家的公共外交都包括“走出去”和“請進來”兩部分。中國通過大力加強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打造孔子學院和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等平臺,派遣中國文化代表團到海外交流演出等方式,積極推動中國文化闊步走向世界;同時中國敞開胸襟、擁抱世界,通過舉辦各種大型國際會議和體育賽事、邀請國外學者和政府官員來華參加各種論壇和會議、吸引海外學生來華留學等方式,努力為外國人近距離感受真實中國創造條件。應該說,近年來中國的公共外交活動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中國品牌、中國聲音、中國形象在世界上的認可度正在提高。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西強我弱”的不平衡國際話語權格局,回應和消除外界質疑是中國公共外交的首要任務。當中國公共外交的姿態從被動防御變得更加積極主動時,一些無法調整心態的西方人就不習慣了,試圖以詆毀、歪曲中國公共外交的手法遏制中國國際形象的提升。

事實上,這種詆毀毫無道理可言。一個國家通過開展公共外交提升國際形象是國際通用做法。長期以來,美國在公共外交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例如,設立面向海外聽眾的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臺、向世界各國派遣“和平隊”、通過富布萊特獎學金資助美國學者“走出去”和其他國家學者到美交流、派遣美國娛樂界和體育界明星擔任友好大使,等等。其他西方國家在開展公共外交方面也不遺余力,英國文化委員會、法語聯盟、歌德學院等都是典型例子。

同樣的公共外交活動,推廣西方文化就是天經地義,而推介中國文化就被無端指責。這就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西方自信心嚴重受挫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當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滾滾向前,零和博弈愈發陳舊落伍。“銳實力”所折射出的,是一些西方人疑鄰盜斧的古怪心態,是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

謝韜:的確,“銳實力”概念充斥著意識形態偏見。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隨著中國日益強大,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不斷上升,美國國內不少政治精英對中國的焦慮感正在急劇上升。正如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達特在其經典著作《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中指出的那樣,當美國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候,一些社會群體就會臆想出“一個龐大而邪惡的、試圖削弱和破壞既有社會生活方式的陰謀”。對中國充滿敵意的“銳實力”概念,可以說就反映了一些美國政治精英的偏執,其本質是針對中國的陰謀論。

值得注意的是,“銳實力”概念背后的零和思維,在一些西方學者那里也無法得到認同。約瑟夫·奈在評論“銳實力”的一篇文章中告誡,不要限制中國提升軟實力的正當活動,因為這些活動不是簡單的零和游戲,而是可以實現雙贏。例如,提升兩國相互吸引力的人文交流,有助于防止兩國之間的沖突。在諸如應對氣候變化等跨國問題上,軟實力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知識網絡,提高國家之間的合作水平。奈還認為,如果西方國家對“銳實力”反應過度,在文化、媒體、學術等領域限制與中國的合作,將會適得其反,損害西方國家自身的軟實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銳實力”概念的出籠并不是孤立事件。近段時間以來,澳大利亞關于“中國影響力滲透”的爭論也沸沸揚揚。如何看待新一輪“中國威脅論”?

謝韜:我們可以在西方的中國觀這個視角下分析“中國威脅論”。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發展就成了國際關系領域的熱門話題。西方國家在焦慮和想象中構建了種種并不真實的中國形象,而“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就是其中的兩個極端。鼓吹“中國崩潰論”的,前有章家敦,后有沈大偉;無論他們如何信口雌黃,在中國持續發展、日益強大的事實面前,“中國崩潰論”只能以崩潰收場。

相比之下,“中國威脅論”在西方似乎越來越有市場。例如,美國著名的中國通白邦瑞在2015年出版的《百年馬拉松》一書中,指責美國決策者非但對中國多年來的發展和實力毫無警覺,反而心甘情愿幫助中國發展經濟和科技。之所以取名為“百年馬拉松”,是因為他認為在2050年左右,中國將在綜合國力上超過美國,進而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袖。

如果說大肆渲染中國硬實力威脅的《百年馬拉松》代表的是舊版“中國威脅論”,那么“銳實力”則代表了新版“中國威脅論”。它渲染的是中國道路對西方意識形態的威脅,尤其是對西方國家的所謂“影響力滲透”。去年發生在澳大利亞政壇的一系列反華鬧劇,可以說是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導火索。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中國的影響力不僅“滲透”了澳大利亞的政壇、商界和學界,也已經影響到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德國和美國等多個西方國家。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種杯弓蛇影的心態,實際上反映了西方國家在中西力量對比變化下的不自信。

謝韜:是的,以“銳實力”為代表的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反映的,正是西方國家一些政治精英在意識形態上的不自信。要知道,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宣告“歷史的終結”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西方自由民主絕對是信心滿滿,認為它必將迅速取代其他政治體制,成為人類社會共同的選擇。近30年過去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大力量、兩條道路、兩種制度的博弈,卻以意想不到的戲劇性方式呈現于世人面前。不僅一些選擇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國家出現了嚴重倒退,而且自詡為“西方自由民主燈塔”的美國也陷入了政治衰敗的困境。這對西方自由民主的聲譽帶來了嚴重負面影響,不由讓一些美國學者借用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名言質問:“美國對民主來說還是安全的嗎?”與美國的政治衰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卻“風景這邊獨好”,這讓一些美國精英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焦慮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