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轉移：資本壟斷話語權正遭遇挑戰

在涉及言論自由和媒體管控問題時，西方國家總是會祭出“新聞自由”的大殺器來占據“道義制高點”。這一次，美國寧愿自扇耳光也要痛下殺手，除了其國內政治博弈等因素，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西方傳播權力已經發生深刻轉移。

傳統媒體時代，自由競爭的市場法則使西方新聞業不可避免地走向壟斷，西方標榜的所謂“獨立媒體”，其實越來越掌控在極少數人手里。《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被視為全球最有權勢的媒體，在世界新聞業界可謂舉足輕重，在國際傳播領域可以呼風喚雨。但是，站在它們背后的卻是幾個不為公眾熟知的家族和巨富。資本家為了保護手中的資本、獲取更多的利潤，必然要運用資本賦予的傳播權力，在輿論上自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搞清資本、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這三者的關系，就能發現西方國家輿論調控的內在動力和實施路徑。

正因如此，在傳統媒體時代，美國根本不必擔心輿論會失控，因為“華爾街”掌控著這個國家，同樣也掌控著媒體。媒體與其說是國家利益的“看門狗”，毋寧說是資本的“守夜人”。當美國出現“占領華爾街”和“民主之春”運動直指金錢政治時，美國主流媒體不約而同地對此充耳不聞、視若無睹。這足以說明問題。

但是，數字化傳播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的話語壟斷，也在輿論領域打破了資本、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三者之間的權力閉環。大眾傳播史表明，每一次傳播手段的變革，都會改變人們信息消費的方式、內容和感受，也會對輿論傳播產生重大影響。借助數字化傳播手段，人們超越了傳統媒體時代的時空界限，也打破了資本對傳播權力的壟斷。通過各類數字化傳播媒介，每個人都可以在短時間內用較小的成本制造輿論熱點。這種傳播權力的轉移，是一個革命性變化。

這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輿論生成和傳播的原生態勢，也迫使原有的輿論調控方式必須隨之更新。傳統媒體的信息傳播具有受控、單向等特點，數字化傳播則在這些方面都有了顛覆性突破。這使得許多對傳統媒體行之有效的管控方法，在面對數字媒體時顯得捉襟見肘。即便強勢如美國，也不得不就此作出調整。隨著傳播權力的轉移，資本家和媒體精英已經不能完全掌控所有的輿論空間和話語權，草根和“外部勢力”居然也能瞅準空子“乘虛而入”了，美國因此開始著急。這是一個原因。

還要看到，在過去，由于地理和技術上的屏障作用以及傳統媒體“把關人”的存在，惡意的政治信息“入侵”是有難度的。但是，數字化虛擬空間的出現沖擊了傳統的國家安全疆界，擊碎了諸多物理層面的區隔，使輿論滲透更為便利。一些占據傳播優勢的西方國家或組織，可以通過數字通道傳播其價值觀，甚至肆意詆毀、攻擊他國政治制度，達到干涉他國內政的目的。盡管在傳統媒體時代他們就已經這么干了，但是現在更加便捷、更有效力。這當中，美國無疑處于強勢地位。

不過，這樣的便利是一把“雙刃劍”，別人在你面前門戶大開的時候，你也一樣面臨被別人“反噬”的風險。以全球用戶為基礎的社交媒體，讓歐美精英們越來越感到難以控制和主導。臉書2017年第四季度日活躍用戶達到14億，月活躍用戶更是高達21.3億。這樣一種量級，遠非傳統媒體可比。更為重要的是，臉書平臺上美國用戶大約為2.4億，整體占比只有11%。也就是說，將近90%的用戶來自美國之外。美國能不著急？

前不久美國媒體曝出，5000萬美國臉書用戶信息被英國“劍橋分析”公司獲取，用以建立分析模型，精確向用戶推送“定制信息”甚至是假信息，從而幫助特朗普贏得2016年美國大選。5000萬人接近臉書美國活躍用戶總數的1/3、美國選民總人數的1/4。從歐盟和美國官方的反應來看，較之用戶信息泄露，如此眾多的社交媒體用戶在不知不覺中因政治目的被實施了技術操控，才是更為恐怖的事情。盡管臉書CEO扎克伯格已經為此公開道歉，但是大家都明白，不論是歐美官方，還是臉書公司，都沒有駕馭社交媒體的能力和自信。傳播權力轉移，帶來的是政治上的焦慮與恐懼。所以，美國這次無暇顧及“新聞自由”的面具，以本國建制派認定的國家利益為標尺，斬釘截鐵地對媒體痛下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