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在最容易引起社會公眾關注的矛盾中,“警民對立”是較為突出的問題之一。2003年北京市某看守所嫌犯被打致死案,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

該案中,電視臺員工賈某因涉嫌犯罪被北京某公安分局刑事拘留,4天后,賈某在看守所監室里“被8名室友連續毆打致死”。賈某的父親將此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行政賠償90余萬元。法院以“不屬于行政賠償受案范圍”為由,一審駁回受害人家屬的訴訟請求。

案件發生后,看守所既要面對社會輿論的譴責,相關工作人員也要面臨停職、判刑等嚴厲處罰。而被害人的父母承受著喪子之痛,妻子承受著喪夫之痛,單純依靠法律的判決很難撫慰其心。作為委托律師,沈騰在處理這個案件時采取了迥異于常規的方式。

介入案件后,沈騰一方面以律師身份從法律角度與雙方溝通,另一方面積極促進雙方的理性認識和相互理解。

沈騰首先在律師職責范圍內專業指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穩定了被害人方的情緒,進入理性面對問題的階段;同時,也給公安局看守所內部反省和檢查的時間差,他還發現了案件發生原因歸根于內部管理而非涉案人員的主觀故意,促使其積極主動爭取被害人一方的諒解,為案件的有始有終,他甚至到火葬場送殯,促使雙方在處理意見上達成一致。

最后,此案刷新了全國同類案件的賠償額度,給了被害人家屬最大可能的補償與心理撫慰;同時,也避免了單位過度處罰個人而換取輿論平靜,化解了各方矛盾,最大可能為雙方爭取到了公平公正。同時,該案件的社會負面影響也降到了最低。

“處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沈騰看來,將過失造成的傷害盡最大可能地彌補才更符合社會和諧的理念。

本著同樣的精神,沈騰于2006年代理了轟動一時的北大學生校園殺人案,沈騰以被殺害學生家長代理人身份參與案件的處理。

在當代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嚴重、中國學校教育管理問題已飽受公眾詬病的社會大背景下,社會輿論之激烈可想而知,當事雙方家長的情緒也處于極端激動狀態。這一案件在當時引起了廣泛轟動,各大網站以及一些有影響力媒體都進行了追蹤報道。

在這一局勢下,沈騰一方面堅持不懈地為被害學生家屬爭取學校的賠償,一方面積極與各當事方進行溝通,著眼大局,使校方與被害學生家長由對立轉向合作:學校盡可能寬慰學生家屬,學生家屬也同意在相關問題的解決上與校方進行正向配合。

最終,被告人被判死刑緩期執行;被害人家屬累計獲得民事賠償58萬元——也是在現有法律條件下為被害學生家長所能爭取到的最大補償。

“雖然從法律角度看,兩名學生一個是犯罪方,一個是被害方;但從社會角度說,他們都是受害者。”而沈騰之所以堅持不懈地為被害學生家長爭取學校的賠償,是因為,學校認識到自己的責任、提升管理理念、改善管理狀況,才是不再發生這類慘劇的更有價值的措施,也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地使被害學生和犯案學生兩方面的家長得到心理上的寬慰。

本著從大局著眼的理念,沈騰在一起起刑事案件中實現了對被傷害者給予安慰,給制造傷害者以機會,取得化解各方矛盾、達成共同目標的正向積極辦案結果。

在這些案件經歷中,沈騰也越發強烈地意識到,任何一個案件,都關系著一個或者多個家庭,關系著多個個體的生命和人生。“案件中的雙方當事人雖然有不同的訴求并因而看似是對立的,但律師在解決案件時不能矛盾地看待問題,不能以矛盾的眼光看待雙方的對立及訴求,而是要從中找到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