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農民工討要工錢不成，遂以聚眾堵塞馬路相要挾，導致交通癱瘓，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被處以治安拘留。為收回被超期占用的承包地，某發包方將承包方超期種植的作物砍伐殆盡，最終被法院判決要求賠償承包方的經濟損失。

一段時間來，有一種現象值得關注。一些人在遭遇權利侵害時，習慣“劍走偏鋒”：他們有的崇尚“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等樸素正義觀，常采取一些不理性甚至極端的方式，來達到維權目的；有的則信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將維權訴求以互聯網等公開渠道置于公眾視野，用自身境遇激發公眾情感共鳴，形成道德和輿論倒逼，甚至通過“人肉”等網絡暴力懲治侵權者。

究其本質，這些維權方式都指向違法的私力救濟——將本可借助公力救濟依法實現的正當維權，變成破壞法律秩序、激化矛盾糾紛、徒增社會戾氣的“快意恩仇”。

雖然法律并未對維權者進行私力救濟“一刀切”地禁止，例如在民事法律體系中，就有協商、調解、自助行為等私力救濟模式，即便是在刑事法律規范中，也有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方式。然而，動機合理并不必然指向行為適當，樸素正義觀也不一定就是法律的正義。如果任由公民動輒以私力救濟僭越法律，那么難免陷入矛盾激化、以暴制暴、恃強凌弱等無序和混亂。這也正是法律對私力救濟進行嚴格規范和限制，要求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權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倡通過公力救濟依法維權的原因所在。

當然也應看到，違法私力救濟之所以存在，也折射出公力救濟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和滯后。事實上，對公權力機關而言，通過提升自身工作的公正和高效，以更好地回應社會期待、維護個人權益、改變大眾的思維習慣，將利益沖突當事人引導到最基本的法治共識上，鼓勵人們信仰法治、通過法治手段解決矛盾糾紛，才是減少違法私力救濟的治本之策。

人類法治文明的演進，伴隨著公力救濟對私力救濟的不斷替代，以及法律對私力救濟的合理限制和規范。對私力救濟的迷戀，不利于法治的建設；而對法治的信仰和堅守，不僅是維護社會安定有序的基石，也是化解糾紛、維護權益的最佳途徑。維權者應恪守法律依法維權，切莫肆意尋求違法私力救濟，否則“合理”也將變成“無理”，“維權”也會淪為“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