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艱苦環境下生長起來的植物才有韌性，生長得慢，卻剛直遒勁。”——他是西藏學科“神話”推動者，但無限拉伸的皮筋竟也有它的極限

“我開始感受到身體內密密流淌的鮮血……”

“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不知為什么，我的右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重。夾菜的右手只握住了一只筷子，而另一只筷子卻掉在了地上。”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日晚，５１歲生日這天，一向精神抖擻的鐘揚倒下了，在意識模糊的瞬間，世界在周身無止境地旋轉，他被緊急送往上海長海醫院。

時鐘回撥到２００１年，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大學。

彼時，鐘揚自主來到西藏做植物學科研，卻發現西藏大學的植物學專業的“三個沒有”：沒有教授、老師沒有博士學位、申請課題沒有基礎。

西藏大學的老師們也并不看好鐘揚：他一個從上海來的“養尊處優”的教授，就能讓西藏大學的科研改頭換面？

但他們沒想到的是，鐘揚跟他們想的“不一樣”，他堅守下來，扎根高原，這一堅守就是整整１６年。

在復旦大學，他除了擔負著生命科學學院的授課任務之外，作為研究生院院長，還擔負著研究生院的管理工作。院辦老師說，用“車水馬龍”形容鐘老師的辦公室一點不為過：“從早到晚不停有老師和學生找他，我們只好規定每人限時１５分鐘。”

就是在這樣本身已經很不夠用的時間里，鐘揚硬是給自己安排出一份２４小時的“狂人”日程表：

２１：３０，從上海飛往成都，住機場附近；第二天清晨６：００飛赴拉薩，直奔野外采樣；結束后，１７：００至１９：４５，審閱論文；２０：００至２２：００，為西藏大學理學院本科生答疑解惑；２２：４５至凌晨４：００，與青年學者討論科考和論文；７：００，從西藏大學出發，再次奔赴野外……

要知道，即便是西藏當地人，由于高原缺氧，睡得不深、半夜易醒，往往要睡夠八九個小時才有精神能工作，可鐘揚卻說：“我在這里能睡四個小時，已經很奢侈了……”

他多少年如一日每天堅持工作２０個小時，為了節省時間，用五分鐘解決一頓盒飯，開會間隙抓緊時間打個盹，他“壓榨”著自己的生命，用“負重前行”換來了無數個“第一”：

他指導西藏大學申請到歷史上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幫助西藏大學培養出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將西藏大學的生態學科帶入了國家“雙一流”建設學科行列……

拉瓊知道這些成績背后的艱辛：“過去，我們大家都覺得國家項目對我們來說就是‘神話’，但是鐘老師這些年帶領我們一步步走近‘神話’，還把‘神話’變成了現實。”

鐘揚曾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青松翠柏，因為他知道，在艱苦環境下生長起來的植物才有韌性，生長得慢，卻剛直遒勁。

鐘揚的身體開始發出一次又一次預警。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日夜，上海長海醫院診斷結果出來：腦溢血。

搶救后的第三天，鐘揚還沒有度過危險期，仍舊在重癥監護室觀察，可他滿腦子全是工作的事兒。正好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師趙佳媛來看他，他就讓她打開電腦，口述寫下他對援藏的思考交給黨組織。他提出對建設西藏生態安全屏障的建議，認為“建立高端人才隊伍極端重要”。

趙佳媛一邊記錄，眼淚一邊止不住地往下流。在學生們心目中，鐘老師就像是一條可以無限拉伸的皮筋，然而他們絕沒有想到，這條皮筋竟然也有它的極限！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下午，術后不到半個月，鐘揚奇跡般地重新投入工作，而此時半身不遂的他甚至連午餐盒都無法打開。醫生看著他離開的背影嘆了一口氣：長期的高原生活、過高的工作強度、嚴重不足的睡眠，使鐘揚出現心臟肥大、血管脆弱等種種癥狀，每分鐘心跳只有４０多下。

醫生對他下了三個禁令：不再喝酒、不坐飛機、緩去西藏。

沒想到，才過一年，他不顧醫生告誡，再次走上高原路：“我把酒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２０１６年６月，拉瓊在西藏大學又見到了鐘揚。

拉瓊眼前站著的，是一位虛弱的人，在烈日暴曬下，眉頭緊鎖、吃力喘息、走路緩慢，身上穿的還是２９塊錢買的那條牛仔褲。

這一次來，還是為了西藏大學生態學學科建設的事情。“西藏的事情總要有人去做。”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經過這次大病，鐘揚會放慢工作的腳步。可是此時此刻人們發現，他不僅沒有放慢，反而還“變本加厲”！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南蓬懂他：“他希望老天再給他十年，讓他把西藏的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

“世界上有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于雕梁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 ”——化作千萬藏波羅花，人們讀懂“鐘揚精神”的永恒追求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９日，最后送別的日子到了。

復旦大學校園里掛著懷念鐘揚的橫幅：“留下的每一粒種子都會在未來生根發芽。”

銀川的遺體告別會會場內外擺滿７００多個花圈，變成了花的海洋。

生前同事和合作伙伴趕來了，數十所高校的老師趕來了，還有很多中小學生和家長也趕來了，其中很多人只是聽過他的一場報告。

“我突然感覺到，我對他的了解真的太少了。”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楊長江發現，鐘院長十幾年來為援藏、為科普的太多奉獻從不曾宣之于口。

和鐘揚教授只有一面之緣的西藏大學財經學院副書記旺宗聽到鐘揚離去的消息嚎啕大哭：怎么這么好的一個人就這么走了？

鐘揚的老母親默默飲泣：“他是為國家做事的人，讓他去，就讓他去……”

老父親對治喪小組提出了家屬唯一的“要求”：“希望在悼詞里寫上：鐘揚是優秀的共產黨員！”

最讓妻子張曉艷遺憾的，是家里最新的一張“全家福”，已被１２年的歲月磨出泛黃的濾鏡。

“鐘揚追求的始終是人類、是國家、是科學、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無數的別人，唯獨沒有他自己。”金力說。

“我是一個在紅旗下長大、受黨教育培養多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學生時代，我就向往加入中國共產黨。今天，我對中國共產黨更加堅定不移。我愿為黨工作，為革命事業奮斗終生。”

２０多年前，鐘揚在入黨志愿書上寫下這樣的志愿，這個莊嚴承諾從此伴隨他一生。

２０多年來，鐘揚半生跋涉，半生凄苦，陪在他身邊的，仍舊是背包里的“老三樣”，仍舊是那條沾滿泥漿的牛仔褲。

為什么，他身上患有多種高原病，每分鐘心跳４０多下，醫生嚴禁他坐飛機、進藏，可他卻越著急、越拼命，飽嘗病痛折磨之時，滿腔熱血奉獻邊疆，一顆初心仍然滾燙？

鐘揚知道，再進藏可能是死路一條，但他戒不掉、放不下、忘不了，因為那是他一顆科學初心的“癮”！

沒有人能勸住他，因為他早已下定決心：“共產黨員，就要敢于成為先鋒者，也要甘于成為奉獻者！”

為什么，他已是８６３生物和醫藥技術主題專家組的大專家，他１８年前編寫的教材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他的眾多科研成果蜚聲國際，而他卻１６年如一日投身雪域高原的蒼茫天地、投身基礎學科的教學與科普？

鐘揚說，這是高山雪蓮帶給他的啟示：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新的生存和發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和使命。”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陳家寬說，我們國家從富起來到強起來，需要有一批這樣的科學家無私奉獻，需要有一批這樣的共產黨員負重前行。

上世紀９０年代初，鐘揚與張曉艷分赴美國做訪問學者和留學。當時選擇回國的人不多，但鐘揚夫婦從沒糾結過這個問題。回國時，別人帶回來的多是國內稀缺的彩電、冰箱等家電，鐘揚卻自掏腰包帶回了搞科研用的電腦、打印機和復印機。

張曉艷回憶說：“我們一起去提貨的時候，海關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給公家買設備？”但這就是鐘揚，他頭腦里永遠想的是，我應該為組織、為國家做些什么。

剛來到西藏大學的時候，鐘揚發現西藏大學教師申報國家項目沒經驗、不敢報、沒人報，他二話不說，就拿來老師們的申請書上手修改，還提供申報補助每人２０００元，用于支付申報過程中產生的費用。

有人估算，十多年來，鐘揚自掏腰包給西藏大學師生的扶持，加起來至少有幾十萬元。而在他去世后，同事幫他的家人一起整理遺物，發現他的衣物少得可憐，沒有羊毛衫，沒有羽絨衫，牛仔褲仍是那件磨得不成樣子的２９元地攤貨！

鐘揚很喜歡藏波羅花，它越是在環境惡劣的地方，生命力越強。在他培養的首位藏族植物學博士生扎西次仁完成論文時，鐘揚唱了一首西藏民歌：

“世界上有多少玲瓏的花兒，

出沒于雕梁畫棟；

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

在高山礫石間綻放……”

“我想帶出一批博士生團隊，讓西藏形成人才培養的造血機制。１００年后我肯定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但我的學生們在，他們早晚有一天會發現那顆改變我們國家命運的種子。”

鐘揚走了，留給妻子張曉艷的，是４位八旬老人和一對正上中學的雙胞胎兒子。還是因為對種子的愛，鐘揚為雙胞胎兒子取名“云杉”和“云實”，一個是裸子植物，一個是被子植物。

張曉艷和老人商量后，做了一個出乎人們意料的決定：把１３８萬元車禍賠償金全部捐出，發起成立“復旦大學鐘揚教授基金”，用于獎勵滬藏兩地優秀師生。

在張曉艷眼中，設立這個基金，“也是為鐘揚完成他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