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本色

“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經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讓鐘揚的身體頻發警報。2015年5月2日，51歲生日當晚，他突發腦溢血，大腦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紅鮮血化作CT片上大塊驚人的白斑。

上海長海醫院急診室一角，鐘揚內心極度狂亂：工作上留下的那么多報告，要做的項目，要參加的會議，要見的學生……還沒做好任何思想準備，自己就像一條不知疲倦暢游的魚兒，一下子被拋到了沙灘上。

此時，鐘揚的血壓已可怕地飆升至200，他試圖說話，想跟身邊人交代什么，可口齒不清的話語沒人能聽懂；他試圖安慰一下被嚇壞的兒子，可右手已經不聽使喚，用盡全身力氣只能用左手摸摸兒子頭頂。“孩子們也許不得不開始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了。”想到這，淚水禁不住浮上了鐘揚的眼眶。

萬幸，搶救及時。鐘揚在ICU病房中緩緩睜開眼睛。短短幾日，仿佛一生。腦溢血后第四天，他想了又想，摸索出讓人偷偷帶來的手機，撥通了原學生兼助理趙佳媛的電話。“小趙，麻煩你來醫院一趟，拿著筆記本電腦。”

一頭霧水的趙佳媛，見到了渾身插滿儀器和管子的鐘老師。“我想寫一封信給組織上，已經想了很久了。”鐘揚吃力地開口。趙佳媛在驚愕中忍住眼淚，在ICU各種儀器閃爍的燈光和滴滴聲中，努力辨識著老師微弱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敲下：

“西藏是我國重要的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屏障，怎樣才能建立一個長效機制來筑建屏障？關鍵還是要靠隊伍。為此，我建議開展‘天路計劃’，讓更多有才華、有志向的科學工作者，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而奮斗……就我個人而言，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署名：鐘揚，于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ICU病房。

人們原本期望著，這個常年每天只睡3小時的人，能因為腦溢血的警示，多休息一陣子。鐘揚手機上，有一個停留在凌晨3點的鬧鐘，不是為了叫醒他起床，而是為了提醒他睡覺。復旦大學研究生院的樓上，總有一盞燈幾乎徹夜不熄，看門保安實在無奈，只好給鐘院長開了“綠色通道”，特許他的門禁卡在整個樓空無一人時“來去自如”。

住院時，學生們輪流陪護。“張陽，你端盆冷水來。”凌晨1點多，鐘揚輕輕把學生張陽喚醒，“你去用冷水泡塊毛巾，水越多越好，不要擰干。”鐘揚把冷毛巾敷在額頭上，默不作聲。許久，也許是看出學生疑惑，他長嘆：這個點是我每天想事情最多的時候，現在不讓我做事情，心里難受啊！

15天后，鐘揚出院了，連午餐盒都沒力氣打開的他，在學生攙扶下，拖著“半身不遂”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級臺階，“癱坐”在二樓辦公室里。從這天起，他正式恢復工作。

從醫院出來，醫生給他規定了3條“鐵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藥，三是絕不可再去西藏。擔心鐘揚的人們“舒了口氣”：這個“鐘大膽”，可以在進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這個一頓飯能喝兩瓶白酒的漢子，心一橫，把酒戒了；可這個對青藏高原愛得深沉的漢子，無論醫生如何警告，無論家人如何擔憂，終究沒“戒”得了西藏，“我戒得了酒，戒不了進藏。我不去心里就癢癢，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氣”。

出院后，鐘揚仿佛加速器般，更加爭分奪秒。不少人這樣評價鐘揚，他用53歲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歲都做不完的事。“我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時間，我還要去西藏，還要帶學生”，他總是這樣對妻子說。

離開ICU剛半年，他又進藏了。開始不敢坐飛機，就輾轉坐火車。怕在家人那里“落埋怨”，就偷偷一個人行動。回來后，他驚喜又炫耀地對人說：看吧，我沒事哎！

可他在西藏的朋友們心里難受，鐘老師一下子蒼老了很多，連上車都顯得特別吃力，原來一頓飯能吃7個包子、3碗粥、4碟小菜，現在只能吃下一點點了！腦溢血后遺癥也在鐘揚臉上表現出來，扎西次仁心里難過，鐘老師的臉跟原來不一樣了，不像原來那么生動了。

很多人不解，他連命都不要了，到底想要什么？鐘揚，他仿佛對一些人們熱衷追逐的事從不在乎，又仿佛對一些人們不可理解的事格外執拗。

多年前，他放棄33歲副局級的“大好前程”，到復旦大學當了一名沒有職務的教授。直到去世，他的職級還是處級。

“搞科研嘛，不愿當官，寫點論文，走點捷徑，奔個院士總應該吧？”鐘揚的H因子超過了99.62%的國內同行，學術成果達300余項，早有資格坐在辦公室里，“指揮手下一批人干活”。可鐘揚就是“不通世故”，非要撐著多病的身子去高原采集種子，“既無經濟效益，又無名無利”。

面對“好心提醒”，鐘揚一笑，用兩種植物這樣解釋：原始森林里生長的北美紅杉，株高可達150米以上，可謂“成功者”。但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成功，矮小如鼠曲雪兔子，竟能耐受干旱、狂風、貧瘠的土壤以及45℃的晝夜溫差，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群群不起眼的小草擔任“先鋒者”，前赴后繼征服一塊塊不毛之地。

這位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植物學家，這樣深情解釋：“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它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奔赴祖國和人類最需要的地方，這就是生長于珠穆朗瑪峰的高山植物給我的人生啟示。”

名，鐘揚看不到眼里，利，就更與他無緣。

他花29元在拉薩地攤上買的牛仔褲，臀部破了兩個巴掌大的洞，自己找一塊藍布補起來，補丁又磨破了還不舍得扔。這樣的“破衣服”，鐘揚衣柜里還整整齊齊疊著很多件。幾十元錢的帽子，一曬就褪色，學生嫌丟人，“在我們西藏，只有趕毛驢的人才戴這樣的帽子”，幫他扔了，鐘老師卻撿回來一直戴著。

他的院長辦公室里，座椅扶手磨禿了皮，材料邊邊角角的空白被剪下來當記事貼，桌子一角，堆放著檔次不一、來自大賓館小旅店的卷紙、一次性牙刷，水面高低不齊的礦泉水……他的妻子，同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至今還穿著30年前做的外套。他最心愛的兒子，在內地西藏班寄宿，一個月給100元零花錢，孩子每個月取到錢，還古道熱腸地請藏族小伙伴吃涼皮改善生活。

“這個上海來的大教授，怎么這樣摳！”初相識，西藏學生“大跌眼鏡”。可更讓他們驚訝的是，這個連賓館里用剩的一點點肥皂頭都要拿塑料袋裝走的鐘老師，一資助西藏老師和學生就是幾十萬元！為讓藏族學生開拓視野，他私人出資發起了“西藏大學學生走出雪域看內地”活動，組織80多個藏大學生赴上海學習；只要是藏大老師申報國家級項目，無論成功與否，他都補助兩千元……

日常科研開銷讓人發愁，鐘揚總是爽朗得拍胸脯：把發票給我！大家都以為他神通廣大，可整理遺物時才發現，他的辦公室里，有滿滿兩抽屜沒報銷的發票。

妻子張曉艷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鐘揚兩度出國進修、做訪問學者。回國時，鐘揚把在國外送報紙、端盤子省下來的生活費都買了計算機，準備捐給單位。過海關時，工作人員怎么都不相信，“個人回國都帶彩電冰箱，哪有人買這種‘大件’捐給公家？”

研究植物一輩子，萬千植物中，鐘揚最愛高原植物，它們在艱苦環境中深深扎根，頑強綻放……他曾深情寫下這樣的詩句：世上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于雕梁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

“我愿為黨的革命事業奮斗終身，愿接受黨的一切考驗。”鐘揚入黨申請書上的話，字字鏗鏘。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也是鐘揚，這個有著26年黨齡的共產黨員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