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研究歷史的興趣和目的，一是要獲得歷史的真相，厘清歷史發展的脈絡，這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基本任務；二是要總結歷史上人們從事各種活動的得失成敗、經驗教訓，探尋歷史發展的規律，以供今人和后人參考，這是歷史研究的又一重要任務。這就決定了歷史研究大都會涉及古今關系，需要處理好“師古”（稽古）與“隨時”（從時）的辯證統一關系。考察我國史學對古今關系的認識與處理，對于深入認識歷史研究的本質、推進新時代我國史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重視古今關系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早在西漢時期，司馬遷就說過：“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這幾句話說到了“古”，說到了“今”，也說到了“用”即“自鏡”。這是我國史學家對古今關系的較早論述。在司馬遷看來，“古”是“今”的“鏡子”，可據此總結經驗教訓。這顯然是著眼于事功。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著眼于歷史撰述提出問題，他在《史通·題目》中講到魏晉南北朝至隋代學人對其歷史撰述所用書名常以先秦文獻命名時批評道：“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在劉知幾看來，魏晉南北朝至隋的這些史學家所撰寫的史書，多可以“史”名書，大可不必套用“春秋”“尚書”“志”“典”這些先秦典籍的名稱。他說的“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意思是說沒有做到“稽古”與“從時”的協調。這是未能正確處理古今關系的表現。

那么，怎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稽古”呢？劉知幾以《東觀漢記》與唐修《晉書》為例，贊賞《東觀漢記》把那些擁有地方武裝勢力但并未建立政權者的事跡記入史冊但與一般傳記相區別的創舉，并贊同唐初史學家重撰《晉書》時以“載記”形式把十六國史事寫入晉史，認為這是唐初史學家“擇善而行，巧于師古”的做法，肯定了這樣的“稽古”之舉。

劉知幾反對表面上的“稽古”，更反對刻意“示其稽古”的做法。他在《史通·言語》中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些史學家著史，在語言表述上存在“怯書今語，勇效昔言”的傾向，以致造成“周、秦言辭見于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的不良文風。劉知幾以事物不斷變化的觀點批評“怯書今語，勇效昔言”的不當，從而使這一批評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

劉知幾批評刻意“以示稽古”與一味“取葉隨時”的偏頗，指出把“稽古”與“隨時”割裂開來的危害，這當然是對的，但缺少進一步的分析。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對此進一步作了學理上的闡發。他對于“先圣遺言”“時王之制度”與“國家之用”的關系，對于“好古”與“當代”、“掌故”與“經術”的關系等，作了全面分析。章學誠的分析可以概括為三點認識：首先，他強調“時王之制度”，在“當代”與“好古”的問題上更看重“當代”，但他并不否認“先圣遺言”的重要和“經術”的地位；其次，他明確指出“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應當“足備國家之用”，不贊成“無當于實用”的“經術”；再次，他認為認識“當代”是“好古”的基礎，因為“好古”的目的本是為了有用于“當代”，否則便成了無目的“好古”，這樣的“好古”是沒有意義的。

章學誠進而對“隨時”與“好古”的內在辯證關系作了論述，指出：“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通于《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于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饑寒而不須衣食也。”這一段論述，對“好古”“隨時”作了進一步解釋，凸顯了章學誠思考之深及其思維的辯證色彩，而對于“昧于知時，動矜博古”之人的諷刺可謂入木三分。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的命題后，除了史學家進行深入探討，后世思想家也多有論述，其中尤以東漢王充的論述多有啟發。他從古今關系上批評一些儒生，其言尖銳、其意頗深。他指出：“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他之所以批評“知古不知今”“知今不知古”“不聞古今”，是因為在他看來，不知古今就是沒有真正的知識，更談不上有所用了。王充關于古今關系及其重要性的這番論述，顯示出一個思想家的獨特風格和批判精神。可以認為，王充繼承并發展了司馬遷關于“通古今之變”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