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田明孝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重新定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為中國現階段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奠定了中國發展的現實基礎。

一方面,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在現代化的歷史發展軌道上快速前進,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實現了大規模減貧,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更為堅實的社會條件,人民逐步過上了富足的物質生活,實現了總體小康。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模式、生活方式、文化素養等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與需要更為強烈——不僅包括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層面的需要,同時也包括對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盼望獲得更為全面的發展。

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進程中還存在許多問題,國民經濟結構存在改善空間,各個地域之間、階層之間的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更加突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未能完全滿足。

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歷史邏輯

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高度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引領革命、建設和改革工作,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和解決社會矛盾。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提出抓住主要矛盾的重要思想,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上揭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實踐意義。自此,關注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了規范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正是基于正確地認識和分析了主要矛盾的性質和發展趨勢,我們黨把工作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上來,確立起“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將中國帶入一個全新的歷史發展軌道。

不斷處于發展變化之中是矛盾運動的基本規律。解決中國現實的發展問題,需要站在我國發展不同的歷史方位與時俱進地進行審視。從總體性出發,確定主要矛盾的前提是在總體上認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狀況,并深入了解作為發展主體的人民群眾的需求與向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社會發展出現了新的階段性特征:社會生產力由落后狀態轉變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態,同時,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在領域上擴展、在質量上升級,由此出現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確立、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矛盾理論,為新時代建設現代化強國提供了基本遵循,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和對我國社會矛盾運動變化規律的準確把握,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飛躍。

深刻認識新舊主要矛盾的重大區別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后,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主要矛盾的把握和判斷,既一脈相承又各具特點。其一,新舊主要矛盾均堅持和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與方法,從思想理論上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二者都是從總體上對時代發展狀況、社會歷史發展狀況進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科學論斷。其二,新舊主要矛盾都統一于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回答了應當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時代課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與時俱進的行動指南。其三,新舊主要矛盾都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切發展最終都是為了人民,都要讓人民來評判,這是由共產黨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服務的價值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肩負著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走向人類自由和解放的偉大歷史使命,人民利益始終是黨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標準。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提出向黨和國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

首先,新矛盾和舊矛盾所處的歷史方位不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矛盾的提出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剛剛起步之時,新的主要矛盾的提出是在改革開放近4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的歷史方位之上。

其次,生產力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不同。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新時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意味著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在總體上不再落后,轉而呈現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狀態:一方面,發展不平衡體現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方面,未能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另一方面,發展不充分既體現為物質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還不是很高,也體現在現代化過程中人的精神文化發展的不充分、公共服務發展的不充分以及社會權益發展的不充分。

再次,新的主要矛盾的提出更加注重人的有尊嚴的生活需要。新的主要矛盾的提出是基于不斷增長的多樣化、多層次的人民需要所作出的判斷,更加具體、全面地設立了新的發展目標,使發展的目標從維系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品質拓展為實現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愿望與向往,指向于使人民擁有全方位的獲得感。

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實踐要求

社會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多層次、多領域的系統工程,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需要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調整升級,才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發展的整體轉型升級,迎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在經濟發展領域,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一變化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已從重“量”、重“速”的發展階段進入到重“質”的發展階段,更加重視人民的獲得感。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與新發展理念的全面貫徹釋放了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然而在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許多未能解決的問題。就產業結構而言,一方面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居民對于高質量消費品的需求未能充分滿足,諸如“海淘”熱、境外搶購熱等現象顯現出我國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平衡。經濟情況最終取決于產業發展情況,產業的技術含量越高,能夠提供給人民的物質產品越優質。因此,在現階段要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全球競爭中依靠技術,而不是資源投入、勞動投入來取勝,大力提升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在文化領域,隨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廣泛弘揚,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斷得到滿足。但受制于經濟發展水平、地理環境和傳統習俗等因素的限制,一些地區存在著文化封閉、價值觀相對落后等文化匱乏現象。需知地域間精神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既是經濟發展不平衡引致的后果,又是進一步拉開地域間經濟發展差距的次生原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時期,應當進一步開展文化扶貧工作,保障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尊重文化發展規律,促進貧困地區、鄉村地區公共文化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使人民群眾從城市到鄉村都能均等地享有豐富優質的精神文化產品,遠離落后的、庸俗的文化糟粕,擁有高格調的精神生活。

在社會領域,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已有逾七億人脫離了貧困,發展目標由先富帶動后富升級為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民生短板也由溫飽問題向生活質量問題轉變。同時,通過健全低保制度、實施醫療救助扶持、減免義務教育學雜費等政策措施,國民社會權利的邊界不斷拓展,擺脫貧窮不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成為了國家保障下的集體選擇。然而,一些民生方面的短板,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公共產品的供給與服務,尤其是在公共服務層面,區域差距、城鄉差距還比較明顯。

故而當我們著力化解不均衡不充分的發展難題之時,必須不斷增強國家的社會職能,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依靠國家的政治力量更好地保障公眾的社會權利,以制度公平促進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權利平等,在教育、社保、住房等方面盡力消除來自戶籍、身份、地域等方面的歧視和排斥,使每個人都能過上有尊嚴的美好生活,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優越性的體現。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解決,將引領人民生活走向更美好更公平的新時代,朝向人人獲得全面發展的光明前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