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質上是制度的現代化

有種觀點認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繼“四個現代化”之后的“第五個現代化”。實際上,這樣的認識高度還不夠?！八膫€現代化”說到底就是一個現代化——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質上是制度的現代化,是從量變到質變的大飛躍。

要更加深刻地認識這一問題,需要一個歷史的透視。中國的現代化,最早可追溯至鴉片戰爭時期。1840年至1842年的鴉片戰爭,英軍只用4000人(最多時增至17000人),從南到北,一路炮火。清軍有88萬人馬,一線御敵的也有十多萬,卻眾不敵寡、節節敗退,最后被迫簽訂《南京條約》,以割地賠款而告終。在這場戰爭中,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先進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武器技術的落后。林則徐在兩廣總督任上時,一反統治集團閉關自守、閉目塞聽的陋習,積極搜集情報,編輯西方史地資料《四洲志》等書,開風氣之先。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礎上,又進一步編成了《海國圖志》50卷,后增至100卷,并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

把“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加以貫徹的是洋務派。洋務運動最開始致力于興建軍用工業和與之密切相關的采礦、冶煉等工業。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下,他們希望通過軍事技術的革新來挽救清王朝的命運。從1865年江南制造總局設立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洋務派設立的軍用工業共21個。后來,洋務派又陸續創辦資本主義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到1894年共創辦民用企業20多個。在興辦軍用工業的同時,洋務派還訓練新式陸軍、建立新式海軍。1875年,清廷任命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軍。

然而,“遠東第一水師”在甲午戰爭的慘敗,客觀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自此,又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反思,認為中國的落后不僅在器物更在于制度。于是,康有為、梁啟超開始了維新變法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又推動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直到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但這之后,革命的先行者并沒有看到夢寐以求的民主共和確立,反倒是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混戰和更加嚴重的腐敗。人們開始覺悟到,中國今后關鍵的問題是要改造“國民性”,開民智新民德。否則,就像魯迅所說的,無論是民主共和,還是其他甚么甚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這樣一來,便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回顧這一段歷史,可以得到什么啟示?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仁人志士,都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進行了現代化的艱辛探索,但在認識上經歷了一個“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過程。對于近代中國的這一發展邏輯,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曾概括為中國學習西方的三個時期:第一時期(自鴉片戰爭后到中日甲午戰爭)“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時期(自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時期(自五四運動以后)“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

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理論基礎,以解決中國的價值重建和精神動力問題。之后,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們黨果斷實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完全正確的。后來又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還必須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否則經濟發展會受到制約。同樣,只有物質文明建設是不行的,還要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等等。

從大國邁向強國,關鍵是從器物現代化向制度現代化提升

未來30多年,我們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不能像過去那樣去走一個“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環。這可以說是在付出沉重代價之后得出的一個重要認識。

事實上,我們黨提出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就內含著一個“器物—制度—文化”的新的現代化邏輯。

需要看到的是,在“器物—制度—文化”的現代化邏輯框架中,制度現代化具有承前啟后、承上啟下的作用,溝通著器物和文化。

現在我們非常重視“文化強國”,實際上特定的精神文化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構架中才能起作用,否則就只能成為美麗的辭藻和空洞的說教。所謂“兩面人”現象,就是這一問題的具體反映。雖然我們不能否認精神文化的重要性,但具有感召力的精神價值和文化需要具有感召力的制度來規約和呈現。

與文化的飄忽不定相比,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也更容易加以建設和操作,可以成為現代化軟實力提升的抓手和突破口。

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后,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將其作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目標之一。這是現代化戰略從器物層面向制度層面提升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志,是新時代具有新意的內涵之一。

但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外的輿論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戰略目標似乎重視得還不夠,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

在新時代,實現中國從“大國”到“強國”的跳躍,核心的要素或者說問題不是GDP再增加多少、人均收入再提高多少、經濟增長率再保持多少、科技和軍事實力再增強多少。更為重要的衡量因素是如何解決好治國理政的問題,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成為其中的關鍵。

它的目的,是跳出中國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亂興衰周期律,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否則,再好的發展也可能被葬送,再偉大的事業也可能毀于一旦。

總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對于提升國家軟實力、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綱領性的作用。這一現代化,涉及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軍隊治理、政黨治理以及全球治理各個方面,涵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五大文明”基本框架,也支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四個偉大”總體格局,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這是“強起來”的重點、難點、焦點所在。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任重而道遠。正如現代化的特征不僅表現為綜合性而且表現為革命性那樣,現代化意味著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發生巨大變革。這場變革的規模和深度在人類發展史上絕無僅有,往往會引起現代與傳統、變革與保守的激烈沖突。但是,現代化不可抗拒,趨勢無法逆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從“大國”向“強國”的提升,根本是從器物現代化向制度現代化的提升,關鍵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中,如何更好地治國理政,包括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以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各項具體制度。實現制度現代化,將是撬動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杠桿。

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說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是器物現代化的30多年,那未來30年應當是制度現代化的30年。這是新時代的一個重要指向。由此,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分別解決的是建國、富國和治國的問題,這是三個時代的主題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