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19日，由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辦、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承辦的“北京大學第一屆古典學國際研討會———中國古代語言、文學和文獻研究的古典學視野”召開，百余位海內外學者齊聚北京大學，結合自身學術成果，從中國古代語言、文學或文獻研究的角度，對中國古典學進行闡釋。

此次會議的總召集人、北京大學教授杜曉勤表示，學術研究力量的整合和學術視野的交叉，是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基本理念，本次會議旨在推動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建設，為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及人才培養提供有益借鑒，也將極大促進中西方古典學交流與融合，進一步厘清中國古典學的學術范疇與研究范式。

近年來，“古典學”及其學科建設引起學界廣泛關注，一些古典研究機構先后成立，一些以“古典”或“古典學”命名的學術期刊紛紛創辦。但究竟如何界定古典學的基本內涵、如何進行學科建構、學科建構的意義在于什么，仍眾說紛紜。本期學術家園就相關話題采訪了一些與會專家學者，以期為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建構與研究提供一些借鑒。

建構中國古典學

有借鑒，也創造自身特色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羅伯特（RobertChard）表示，“古典學”在西方是一個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學科，主要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化，也延伸至中世紀。西方古典學與中國秦漢文化在時間、規模和人口上非常接近，都是權威經典的集大成時期。

眾所周知，“古典學”的概念是由西方人創立，其誕生和發展主要在于西方文明曾出現斷裂而造成的。以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為主題的西方早期文明，在公元4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進入中世紀后陷入沉寂。直到14世紀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興起后，西方才重新挖掘與認識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發展至十八九世紀后，逐漸形成現代學術意義上的西方古典學研究，包括語言、文學、歷史、宗教、藝術、建筑各個方面。因為西方文明曾中斷，西方古典學特別重視對早期語言、文字的辨識，對早期文獻載體的考察，以及對手稿、版本、偽造文獻的鑒別等。

反觀中國，中國古典文化雖歷經劫難，但從未斷絕；對中國古典文化的傳承研究，也從未中斷。況且，中國古典文化研究歷來也特別注重文字、音韻、訓詁以及文獻，注重從各種角度對經典進行闡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廖可斌認為，中國古典學的建設，可以從西方古典學找到借鑒之處，但還應該結合中國古典文化的發展特點，創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國古典研究。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解決兩個問題：所要建構的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學之間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與中國傳統的古典研究之間存在怎樣的不同？

“如果中國古典學能夠成立，其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與以往的中國古代文化研究肯定有交叉重疊之處，但也應該有所不同。這就需要當代學者，對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學研究的異同，中國古典學成立的理由、基本概念界定、研究方法、框架結構等作出說明。”廖可斌表示，如果只是隨便利用中國古典學的概念，主辦有關刊物，召開相關會議，甚至成立相關機構，而其中討論的問題，與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沒有任何區別，都可以放進原有的學科體系和研究格局中，那就沒有什么意義。

在廖可斌看來，如何對待中國古典學和西方古典學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如何建立中國古典學。他認為有三種策略可供選擇，包括直接借用、另起爐灶和借鑒。關于借鑒方面，廖可斌表示，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雖未斷絕，但也有不少歷史文化的信息被掩埋、被遺忘。就整個中華文明的范圍而言，除漢文化得到比較好的保護和傳承外，其他民族的文化被掩埋和遺忘的情形相對更嚴重，有待挖掘和搶救。因此借鑒西方古典學的研究方法，對出土文獻和文物，稀有早期文獻，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文獻、文化的研究為主，旁及其他領域，整合中國古代文化中被掩埋、被遺忘的研究，也是未嘗不可。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趙敏俐表示，“中國古典學”是個很重要的概念，它的提出是當下學術發展的自然結果，應該組織相關專家學者進行專門研討，比如什么是中國古典學、它與西方古典學有什么異同、包括哪些研究領域、與當下文史哲各學科有哪些關系，等等，都需要進行充分討論，如此，才能更好地建構與發展中國古典學。

研究中國古典學

需秉持正確研究方法與學術態度

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對中國古典學的基本概念及學科構建紛紛闡發自己的思考與想法。比如僅研究時段上，就有將中國古典學研究時段限定在先秦時期，或漢代以前，或隋唐以前等多個觀點。

中國國家圖書館原館長詹福瑞表示，中國古典學包括中國古代文獻與中國古代經典兩個內涵，關于古典的斷限，則應該放在1911年。北京大學教授孫玉文從古語言文字的角度進行闡釋：“古，就是1911年以前；典，就是古代典籍的意思；學，只要有明確的對象、有相應的方法，就可以叫做學。中國古典學的建構，首先應該界定什么是中國古典。中國古典應該指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古代典籍，涵蓋經、史、子、集各個部分。而中國古典學就是對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古典典籍進行研究的一門學問?！?/p>

“各個時代的文獻，對前代既有繼承，也有發展，可作斷代研究，形成先秦古典學、漢代古典學……清代古典學等，其中先秦古籍是后代古籍的源頭，最值得研究，需要有大量的投入。不將先秦古典學研究清楚，兩漢以后的歷代古典學研究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不能將先秦古典學代替中國古典學。特別應該研究古代典籍中哪些屬于經典的內容，有些古典典籍不屬于經典，但是它們之中仍然不乏真知灼見，對后人發展文化事業很有幫助，也值得重視?！睂O玉文表示，比如明清時期出現了不少記錄各地方言詞匯的著作，有些著作因襲前人方言詞匯研究的成果較多，更沒有成為經典，但這些典籍也會偶爾記錄一些前人沒有記錄的方言詞語，盡管是吉光片羽，但很珍貴，有時能幫助解決大問題。

因此，孫玉文表示，中國古典學，不能變成先秦經典與解讀的小眾學科，畢竟中國古典從來沒有斷過，一直延續，對古典的闡釋和發揮，也應該算做中國古典學的范圍。中國古典學應該包括古典語言學、古典文獻學、古典文學與古典藝術，目的并不是把這四個領域都納入進來變成一個拼盤，而是始終有一以貫之的古典精神或風格，這樣還可以團結更多的古典學者。在他看來，所謂的古典精神或風格，首先基于儒家經典的儒家思想與關懷，但又不純粹是儒家的，還應該包括道家等諸子思想，以及一些文學大家的作品，“這些文學大家接受的是古典思想熏陶，并反映到他們的作品中，作品也是一種古典思想的闡釋，應該屬于中國古典學關注的領域?！?/p>

應該如何研究中國古典學？孫玉文表示應該在具備堅定的古漢語基礎，打好古文獻學基礎，重視出土文獻，分清讀進去和讀出來的關系，理順分析和綜合、具體考證和理論探討的關系，解決好述與作的關系問題等方面下功夫。

研究好中國古典學，不僅需要將基本概念及研究方法等進行明確界定與探索，還要秉持正確的學術方向、態度與思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徐正英表示，中國古典學研究應該避免幾種傾向，比如避免虛浮之學，應該把研究建立在對文本深度整理、精準闡釋的基礎上，做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根底之學、經典之學；避免跟風闡釋的實用主義，而是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尊重經典原意；避免為研究而研究，要在闡釋中作“有思想的學問”；寬口徑培養復合型文史哲通才，要避免課程開設無邊無際。

探索中國古典學

在交叉與融合中尋求發展

中國古典學理念的提出，也為中國古代文獻、古代語言與古代文學等中國古老學科的發展與創新提供了契機。北京大學教授劉玉才致力于中國古代文獻研究，他說，過去古代文獻專業畢業的學生多去出版社整理傳統經典，或者去圖書館管理古籍圖書，不管是行內人還是行外人，對古代文獻研究的理解多局限于實踐經驗層面。在中國古典學的研究范疇下，則可以吸收借鑒西方古典學理論框架下古代文獻研究的一些理論體系，來建構與發展中國古代文獻的理論體系。

“過去一直在講學科之間的交叉，多多少少還是帶有一些物理性，中國古典學的提出，則可以有助于相關細分學科從交叉走向融合，這也符合傳統學科文、史、哲不分家的整體理念?！眲⒂癫艑χ袊诺鋵W的學科建構充滿樂觀與自信。

關于此次研討會，趙敏俐有一個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很多與會學者打破過去傳統的文、史、哲規范，打破各個學科壁壘，在原有學科基礎上進行跨學科研究。在他看來，學科的交叉融合，代表一種新的發展趨勢。這也說明，以往建立的學科體系，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當下世界文化與學術發展的實際，需要探索新的學科方向、解決新的問題，建立新的學科規范。趙敏俐認為，中國古典學的提出，就時代發展而言，需要對中國早期文化進行新的認識，近百年來形成的文、史、哲分立的學科劃分不能很好地完成這一時代使命；在世界文化一體化的時代，需要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重新認識中華文化，尋找和世界文化進行比較與交流的新的學術渠道。因此，“借鑒西方古典學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方法，建構中國古典學，自然會成為應有之義。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認識中國早期文化，與西方文化在同一話語平臺上進行學術交流?！?/p>

關于中國古典學的建構與當今社會需要之間的關系，孫玉文有著自己的思考。他表示，中國古典典籍文本本身有相當豐富的知識營養，保留了中華民族祖先幾千年來面對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挑戰所取得的認識成果，展現了先民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和生生不息的生活體驗。這是后人必須批判繼承的東西，也是發展新文化的光輝起點。就當代社會需要來講，中國古典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皈依，這種文化尋根的強烈愿望，在文化多元的時代更容易變得強大起來，這就非常有助于形成中華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中國古典中一定有不少現代文化建設中忽略的部分，應該將這部分挖掘出來服務于當今社會，比如屠呦呦就從《肘后備急方》中提取青蒿素的內容來服務于當今醫學研究與實踐?！睂O玉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