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劉世錦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處在新的發展階段,新的發展動能從何而來?關鍵是要讓“老經濟”煥發新活力:聚焦基礎產業,進一步打破行政性壟斷;助力優勢企業,用好供給側競爭機制;促進服務業增長,擴大開放;提升實體經濟效率,加強與互聯網技術融合。同時,也要用好創新前沿的成果,加快轉變增長方式,激發創新帶來的新動能。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在這一時期,如何激發發展新動能,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目前來看,我國經濟新的增長動能,部分來自既有經濟部門的效率提升;部分來自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新”、在發達國家屬于“老”的產業,主要是服務業;還有部分來自創新前沿的成果。現實地看,大多數增長動能還是來自前兩部分,或者說源于廣義上的“老經濟”。

如何使“老經濟”釋放出新動能,關鍵是要讓“老經濟”加上新體制、新機制、新技術、新商業模式。做好這個“加法”,將是下一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從這個角度看,釋放新動能,大體上應著眼以下幾個領域。

聚焦基礎產業,進一步打破行政性壟斷

制造業投資的成本一直受到市場關注。在社會生產運營成本結構中,能源、電信、運輸、融資等成本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部分成本降不下來,與這些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壟斷直接相關。比如,在石油天然氣行業中,除了“三桶油”,包括地方國有煉油企業在內的其他企業受到諸多限制,民營企業進入更為困難;發電企業競價上網進展遲緩,輸電價格不盡合理;我國有世界上最多的電信用戶和最大的電信運營商,電信運營成本理應最低,但資費高的問題依然突出;鐵路特別是高鐵建設成就舉世矚目,但其運營和服務水平與其他競爭性運輸行業相比仍有差距;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由來已久,銀行上市公司利潤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潤的一半以上,中國金融業占GDP的比重甚至超過美國等金融業發達國家,表明銀行和其他金融行業在市場開放、資源優化配置方面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

因此,可以在基礎產業領域采取一系列實質性的改革舉措,如石油天然氣行業允許地方煉油企業和其他民營企業進入上下游,通過上海石油交易所打通國內國際原油和成品油市場;在發電、配電環節逐步形成競爭性市場,輸電環節也可通過特許權或經營者競標,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潛在競爭者;在鐵路系統開展網運分離等引入競爭的探索;組建一兩個以民營資本為主的基礎電信運營商,改進電信市場的競爭結構;在金融市場推動更多鼓勵支撐實體經濟、提高專業化服務水平的準入和競爭。

基礎產業放寬準入,也是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戰場。“混改”可以在兩個層面上理解和展開,一是在國有企業股權結構中引入非國有投資者;二是在國企壟斷的行業中引入非國有企業。前者可稱之為“企業混改”,后者可稱之為“行業混改”。從實際經驗看,后者更易操作并取得成效。這類改革在提高行業效率的同時,也將帶來可觀的投資增量。有效的供給側改革將擴大有效需求,這就是供給側改革中供求雙方的辯證法。從供給側改革的近期任務看,基礎產業的改革將成為降低全社會生產運營成本的最重要舉措。

助力優勢企業,用好供給側競爭機制

近期地區和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分化”,在部分企業盈利回升的同時,另外一些企業(在有些行業是多數企業)日子并不好過。這種態勢反映了經濟接近底部、轉入中速增長的一個規律性變化。當需求相對收縮、供給側競爭加劇,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轉型升級或創新方面率先行動的企業會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反應遲緩或不行動者將“被組合”或被淘汰出局。

轉型升級、創新驅動需要一個具有強制力的機制或環境來推動。供給側競爭加劇就是提供了這樣一種機制或環境。在此意義上說,轉型升級、創新驅動是被“逼出來”的。供給側改革中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正是供給側競爭機制起作用后產生的要求。這套機制的有效性,將取決于與優勝劣汰、優化資源配置相適應的篩選準則和市場紀律。

適應供給側競爭機制面臨多方面挑戰。例如,所謂“落后產能”,是以技術裝備的容量大小,還是以實際市場競爭力狀況作為判別尺度?去產能,是人為減少生產時間,還是使無競爭力生產能力特別是僵尸企業退出市場?兼并重組,是讓優勢企業主導,一加一大于二,還是行政性地“拉郎配”,讓好企業背上差企業?如此等等。思路和機制對頭,優勢企業將加快成長;不對頭,則可能使去產能成為曠日持久的拉鋸戰,甚至拖垮好的企業或行業。

促進服務業增長,進一步擴大開放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至少還有20個百分點的上升空間。生產性服務業是增長潛力最大的領域,其中包括研發、金融、物流、信息服務等行業。另一個重要的增長領域是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相關的行業,如醫療衛生、養老、教育培訓、文化娛樂、體育等。

個性化、面對面服務,對不可編碼知識依賴性的增加,是下一步服務業發展的顯著特點。在生產性服務業等領域,對從業者的知識、技術含量有更高要求;而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較多地以公共產品或與公共產品密切相關的方式呈現。盡管生產性服務業也可以表現出相當高的生產率,但服務業生產率總體上要低于制造業。如何使服務業不過多地拉低全社會生產率,是一個重要挑戰。因此,適應服務業發展的這些新特點,由工業為主的發展模式向服務業為主的發展模式轉變,勢在必行。要進一步擴大服務業的開放,以對外開放帶動對內開放和改革,打破服務業的行政性壟斷和不當限制,吸引社會資本更多進入服務業,推動公共資源、公共產品的市場化配置,形成服務業生產率全面提升的長效機制。

提升實體經濟效率,加強與互聯網技術融合

互聯網技術是近年來最引人注目、超出預期的一個領域。通過加深信息密度、減少或消除信息不對稱、線上線下結合優化資源配置等,提升了部分領域的效率,改變了人們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預見,互聯網與流通和消費端的結合只是序幕,與生產領域的深度融合具有更大潛能。

中國在這一領域有市場廣大、產業配套條件好等突出優勢,已經形成了若干富有活力的區域創新中心,如深圳、北京、杭州等地。在這些地區,中國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得到充分展示,多種創新要素匯集、融合,商業模式創新活躍,技術創新也呈后來居上之勢。一批企業已經進入國際競爭前列,可以預見,更多的世界級大企業將會涌現出來。

這個領域也表現出典型的“創造性破壞”特征。在網購快速增長的同時,傳統商業減速或衰落;網約車則受到了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抵制;互聯網金融行業魚龍混雜,在看起來創新活躍的同時,不乏傳統欺詐借道互聯網技術的案例。

管理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順應互聯網融合實體經濟大勢的前提下,在發展初期給創新者更多的空間,允許他們試錯、糾錯,同時謹慎處理好“創造性破壞”帶來的諸多沖突和矛盾。比如,鼓勵傳統商業搭互聯網快車,實現業態轉型;通過培訓、拓展渠道等,促進就業結構調整。難度更大的或許是監管者需考慮如何跳出“要么全放、要么全管”的行為慣性,通過監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創新,提高對互聯網時代經濟活動新特點的適應性。

轉變增長方式,激發創新帶來的增長動能

盡管我國總體上處在追趕階段,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縮短,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并駕齊驅甚至局部領先的勢頭。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及其應用、新材料等領域已經涌現出一批高水平技術成果。當然,這些處在創新前沿的成果短期內尚難以形成大的增長動能,但對我國整體技術進步、更快進入創新前沿意義重大。

我國在創新上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產業應用和市場推廣上,原始創新或源頭創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礎研究和大學教育。補上這一短板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場、鼓勵創造性的學術規范和包容性促進機制。

當增長更多地依賴創新時,所要求的是增長方式整體性、實質性的轉變。在以往的高增長時期,運用的知識、技術、管理等基本上是已知的,可在此基礎上組合資源,這正是為什么高增長能夠實現的重要依據。而當創新日益重要的時候,增長相關的知識、技術和資源組合方式等必須通過反復試錯才能獲取。增長方式需要對大大增強了的不確定性作出積極且可持續的反應,增加或強化部分體制機制性元素。比如,認可并保護知識向資本的轉化,更加尊重知識產權;延長、穩定科學家、企業家的預期,使之與創新周期相適應;政府對科技和產業未來發展的觀點更具方向性、建議性和可調性,把實際選擇權交給市場和市場的直接參與者;確保創新要素的市場開放和可流動性,實行與時俱進的市場監管理念和政策;加強創新所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公平地向全社會開放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