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國居民杠桿率的高低,不僅要參考國際水平,更要立足于中國國情。從貸款的主體和類型看,鑒于我國城鄉差距和二元結構依然存在,不宜直接與發達國家對比;從償債的能力和時間看,我國居民跟發達國家的差距依然不小。如果拋開中國具體國情,僅僅用某個宏觀指標與少數發達國家比較,不僅不能準確反映杠桿率的質量,也難以正確引導宏觀決策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再次談到居民杠桿率問題。他表示,從全球比較來看,中國家庭部門的債務杠桿率還不算高,但最近幾年增長很快。“這個快的程度提請大家注意,不是說現在就要去杠桿,而是說增長的過程要注意質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穩健,同時又是高質量的。”

上述發言描述的中國家庭部門債務杠桿率現狀和走勢,在有關數據中也得到了印證。2016年末,我國人民幣住戶貸款余額33.4萬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23.8萬億元,中長期中的消費貸款20.1萬億元,分別占當年GDP總額77.4萬億元的43.2%、30.7%和26%;比上年分別提高3.8、4.3和4.3個百分點。即使以43.2%的數據比較,比一些發達國家60%左右的比重也要低;但一年上升3.8個到4.3個百分點,幅度確實不可謂不高,速度不可謂不快。

分析中國居民杠桿率的高低,不僅要參考國際水平,更要立足于中國國情,有兩個重要因素不應忽略。

首先,從貸款的主體和類型看,鑒于我國城鄉差距和二元結構依然存在,不宜直接與發達國家對比。我國居民貸款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居民住房貸款,這部分貸款的人主要是占全部人口不到60%的城鎮居民。其中,很多人是傾全家之力,再背上不小數目的房貸,才得以在城市購房。考慮貸款的主體和類型,特定居民群體的杠桿率實際上并不低。

其次,從償債的能力和時間看,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四左右,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七分之一左右。除了人均GDP水平較低,人均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比也差距巨大,而且目前我國社保、醫保覆蓋程度和保障水平等仍有很大提升空間。同時,還要認識到,我國居民中長期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的還款持續時間較長,這常常是因為貸款人想用長點的時間減輕近期的還債壓力。

此外,前幾年樓市加杠桿及近兩年有些三四線城市去庫存,都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樓市杠桿率,催生了房價上漲,也增加了泡沫和金融風險。正因為如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連續兩年都把“去杠桿”作為“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中的一項重要任務,表明決策層充分認識到了樓市高杠桿率的風險。

如果拋開中國具體國情,僅僅用某個宏觀指標與少數發達國家比較,不僅不能準確反映杠桿率的質量,也難以正確引導宏觀決策。要注重居民杠桿率的質量,有幾個重要方面需要把握好。一是要把握好結構。把握好中長期與短期的比例,企業與居民的比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比例,住房消費與其他日常消費的比例;二是要把握好償債能力。借貸規模既要與經濟總量比較,也要與企業盈利能力、居民收入水平相適應;三是要把握好對經濟發展的效應與影響。不僅著眼于眼前,更要放眼長遠,既要真正能夠撬動生產發展、消費增長,又要避免債務風險和經濟危機。

把握好居民杠桿率的質量,首先要控制規模。在結構不盡合理,城鎮居民住房杠桿率過高的情況下,如不控制總量,也必然加劇結構的不合理不平衡,影響增長質量。同時,應繼續堅持樓市去杠桿不動搖。去年“9.30”以來相關城市的樓市調控措施,重點就是限貸、限購、限售。應在保護剛需的同時,對二套以上及非本地戶籍購房繼續嚴格限貸政策,遏制炒房行為,防范泡沫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