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投資與其他經濟指標的表現，折射出當前我國經濟的整體形勢及其困境。與經濟長期增長“轉軌換擋”和景氣周期波動疊加形成的總量問題相比，我國當前存在的問題更還在于結構方面，最突出的表現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房地產產業鏈，而地產業又出現了多重復雜原因造成的價格泡沫與扭曲，這種泡沫扭曲與地方財政收入分配機制、地方債務問題、銀行信貸機制政策、個人財富結構及其投資與消費行為等問題交織，反過來對政府的公共政策形成制約，一旦政策操作不當，極易引發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從產出角度來看，傳統產業產能過剩與新經濟供給不足同時并存，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尤其是民間投資主體的創造與造新活力，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尤其具有現實與長遠的重要意義。

如何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持續激發各類市場主體自發原創活力，尋找新一輪經濟景氣周期復蘇與增長質量提升前景，筆者認為需要著重解決與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持續推進解決向民間資本擴大市場開放問題。長期以來，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市場準入的優先開放對象是國有資本，時至今日，眾多領域依舊對民間資本設置了有形與無形的門檻，民間資本在市場競爭中并沒有完全實現真正的“國民待遇”。壟斷導致了國有部門的低效率，抑制了社會福利水平的提升。

回顧歷史，我國最先開放的行業是紡織業，100年以來，即便是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催逼之下被迫進行的開放，紡織業還是很快成為我國唯一可以與列強競爭的民族支柱產業。30多年以前，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最先開放的行業是民用方向的家電、輕工制造、商業零售等一般加工制造與服務性行業，恰恰也是這些行業成為如今最具競爭力的行業，奠定了我國作為全球性制造大國的國際地位。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反倒是那些一直受到政策保護沒有實現充分競爭的行業，一直無法真正成熟。

本世紀以來的近十數年，互聯網行業自開始就沒有設置國資與民資的歧視性準入門檻，國資與民資同臺進行競爭，雖然也有許多強大的國資背景的互聯網公司參與競爭，但最終成功勝出的幾乎都是民資企業。眾多民營的分類服務與信息公司如在線與移動視頻、互聯網移動支付、旅游商貿在線服務、網絡社交、互聯網眾籌、分類數據服務以及衍生的各類線下與線上服務如物流服務業的發展等等，在極大地方便人們工作與生活的同時，也促使傳統的商業業態與市場秩序發生著深刻變革。可以說，互聯網重塑了現代生活方式與現代契約精神，民營資本在推動互聯網建設方面的貢獻巨大而無可替代，甚至可以說是其對經濟社會發展、就業帶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業態重塑的貢獻是決定性的。其中，對投資、消費行為的變革創新，以及對市場秩序與制度的重構與優化，所釋放出的巨大創造與創新活力，在市場經濟體系與當代商業文明的建設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二是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與激發市場原發動力，需要正確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市場理論提示人們應當尊重市場規律，相信“市場先生”，但同時也需要應對“市場失靈”，這是政府的基本責任，同時政府還需要提供公平、公正的交易制度、市場秩序等公共供給，這一基本理論相信沒有誰能夠否認。但是，該怎樣判斷市場是否失靈，如何應對市場失靈，以及如何把握政府干預的度，做到對市場失靈既不撒手不管，也不干預過度，恐怕這才是政府施為需要審慎面對的難點所在。

而在我國，基于歷史淵源與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基于政府與市場深度耦合的客觀現實，供給側改革、有效保障市場創造、新創熱情與活力，同時就要求政府職責努力優化服務供給，提升自身的頂層設計能力、宏觀調控能力、順應趨勢潮流正確與有效引導市場方向的能力、前瞻性的基礎服務保障能力、對重大社會經濟問題敏銳保持正確的辨識力與提供有效政策供給的能力等等，而“不犯重大顛覆性錯誤”在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之下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穩定的基本前提。當前而言，放松管制、優化市場干預行為、提高政策解決問題的前瞻性與精準度，同時進行提供保護市場創新與公平競爭秩序的各項優質的監管制度，是對政府“有形之手”干預經濟、提供公共物品與履行基本公共服務職能的最切實的要求。

三是從政策操作層面來說，供給側改革與激發市場創造活力還需有效推進處理解決某些可能引發系統風險的熱點問題，當前尤其需要審慎解決好房地產領域的價格扭曲與金融穩定問題，處理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房地產產業鏈的問題，審慎清理與優化引發房地產價格扭曲背后不合理的財政收支體制、地方債務問題、金融信貸政策問題等，并對以往失誤性判斷與政策措施進行糾偏。而以差異化地域政策與杠桿收縮為標志，這些清理處在進行之中。而這些熱點問題的解決與激發市場自發創新創造活力二者之間是相互關聯：抑制地產泡沫能夠為市場資源要素配置提供優化的市場條件，而市場自發創造活力釋放能夠促動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正是減緩經濟過度依賴房產業的最根本有效的途徑。

最后需要的強調是，供給對需求的自發匹配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必然，而超越于價格作為需求管理的慣常手段，主動追求“供給”超越于現實“需求”，以供給引領、摧升與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是供給經濟學的核心主張，也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改革需要努力追求達到的目標。從這一角度來說，一切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政策行動，都可以視為供給側改革的具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