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習習、夕陽燦燦，一條嶄新的鄉間水泥路逶迤地嵌在中國西南如細浪般的群山間，向遠方延伸。上周末，與工人們填完又一段路基，貴州省黔西南州興義市洛萬鄉秧木村第一書記左正文騎上摩托車趕回鄉里。他仍記得3年前第一次下村時的情景：漫天大雨讓他的摩托車幾次陷入泥坑，到達村里時已是滿身“黃泥湯”。這段大約40公里的由村到鄉的路，長年“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成了村民心頭長久的痛。如今，這條小康路馬上就要貫通了。

“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給農民吃了一顆‘定心丸’。”左正文說，路通了，人心穩，他帶領群眾脫貧的信心更足了。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中，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等舉措，為秧木村等廣大鄉村振興指明了方向。未來，鄉村振興戰略藍圖如何變為現實？城鄉融合的命運共同體如何打造？記者采訪了多名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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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城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咋確定？

土地承包關系要適應新時代

左正文工作的秧木村，山高林深，村民散居，交通不便。當地政府對村里的精準扶貧戶實施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在興義市城區規劃了搬遷房。農民搬遷進城后，林地、責任地、宅基地產權都不變，只需拆除宅基地上的舊房，退成耕地或林地，還能繼續享受原有的種糧補貼、退耕還林補貼。

原以為這樣的好政策村民會舉雙手贊成，但實際卻不是這樣。左正文帶著工作隊到村里宣傳了很多次，村民們都不愿意搬遷。“后來我才明白，大家一是因為安土重遷，另一個原因就是土地問題。守著土地，吃什么可以自己種。但搬遷進城后，吃什么都得掏錢買，農民擔心今后回不了農村。”

十九大提出“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長30年”后，左正文挨家挨戶宣講，“大家心里踏實多了”。同時，當地政府還幫助每戶進城農民解決一個人的就業問題，保證他們“搬得出”“留得住”。對于不愿意搬遷的農戶，左正文幫助他們申請了每戶5萬元的危房改造免息貸款。

中共十八大以來，已經有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里落戶。農民進城后，原來的土地承包權怎么辦？左正文說：“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特別強，這是他們的命根子，特別是對于年紀比較大的農民而言。”

根據2003年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現階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

這種糾葛目前有了新的解決辦法。10月31日，在12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作了關于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草案刪除了現行法律中關于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將承包地交回發包方的規定，順應了新時代變遷。

劉振偉說，鑒于城鄉人口結構變革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現階段農民進城務工、落戶情況也十分復雜，草案規定，維護進城務工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經營權，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是否保留土地承包經營權，由農民選擇而不代替農民選擇。”

“中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其實是一種保障制度，而長久不變的土地承包可以形成穩定的產權關系，已經類似于私有產權，可以將經濟激勵效益最大化。”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政策研究院副院長范毅對記者表示，與西方土地產權私有不同，中國農村土地產權為集體所有，“通過土地承包關系保障農民的承包地權和宅基地權，對維持社會穩定、降低‘三農’發展成本作用很大”。

范毅表示，“我的理解是，農民進城后，無論落不落戶，遷徙到哪里，土地承包權都應該維持不變。”

目前，農業部正積極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工作，全國完成確權面積10.8億畝，約占全國第二輪家庭承包集體耕地面積的80%。“要根本解決問題，必須從培育新型經營主體角度出發，讓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充分與市場、金融結合，這需要進一步健全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和相關制度設計。”范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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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關系將發生哪些根本性轉變？

城鄉融合要真正融在一起

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城鄉融合發展的提法更符合新時代要求，“以前都是農村資源向城市流動，現在一些城市資本、技術、人才也開始流入農村。未來，城鄉之間應相互支撐、共同發展、互動共榮。”

“這意味著中國城鄉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范毅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間長期存在剪刀差現象（農業產品價低和工業產品價高），農村為城市發展做了很大犧牲。“與‘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等提法明顯不同，城鄉融合發展意味著中國開始把城市和鄉村作為平等的發展主體，有助于激發鄉村內生增長動力和活力。”

鄉村一定比城市差嗎？其實不然。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中，人才、資本等資源在城鄉自由流動的情況并不少見，諸多古代文人“衣錦還鄉”的故事即顯示了鄉村的吸引力。如今在歐美發達國家，一些環境優美的鄉村成為現代生活的標志，生活品質也遠高于城市。

中國由于國情所限，即使在城鎮化成熟后，農村人口也有4億左右。很多鄉村目前存在基礎設施供給不足、生活條件落后等問題，特別是傳統文化在迅速消失。

“從歷史大趨勢看，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是無法阻斷的。”范毅表示，改革開放前，中國的農村人口比重超過80%，因此梁漱溟、費孝通等學者上世紀從中國的鄉土性出發開展鄉村建設，鄉村文化則表現為鄉土文化和農耕文明的結合。2016年，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達57.35%，城鄉關系已經發生重大變化。

“城市和農村是命運共同體。”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韓俊表示，城鎮化和鄉村振興不矛盾，城市和農村的發展從來都是互相促進、互相聯系的。

那么，當中國開始進入城市社會，城鄉融合如何實現？韓俊認為，今后的發展目標是要敢于打破一切阻礙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障礙。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農業經濟系教授馮開文對記者表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打破城鄉分割觀念，從全局視角進行制度的頂層設計，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的優化配置，為農村振興打造新的經濟體、新動能和新格局。這是城鄉融合的關鍵。

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達到280萬個。范毅認為，這遠遠不夠。“如今，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需要農村經濟組織在‘統’的方面和適應市場需要方面下功夫。”他建議，可以通過集體經濟組織、農業合作組織、農業產業龍頭企業等，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建立農業生產的新型組織方式，增強農民應對市場風險、適應大市場需要的能力。

“鄉村要體現出特有的文化特質。”范毅表示，需要將鄉村傳統的風俗文化、農耕文明等發掘出來，作為一種傳承基因，使鄉村的比較優勢體現出來，以及來避免與城市同質化，體現出自身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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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咋對接？

讓振興戰略在鄉村落地生根

“我們秧木村的振興，就從修通小康路開始。”左正文表示，鄉村振興戰略抓住了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薄弱環節。他下定決心，帶領大伙在今年底前將水泥路修到村里。“只要水、電、路、通信通了，我們的農產品就能拉得出來，賣得出去。”

如今，左正文正在對村里懂知識的青年、致富帶頭人、種養殖大戶、返鄉農民工等進行勞動技能培訓，帶動大家發展精品水果、早熟蔬菜、牛羊豬飼養等種養殖業。“鄉村振興戰略提出，要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我們秧木村也要培育一支懂農業技術、愿意帶領鄉親們致富的工作隊。”未來，他準備引進有種植經驗的企業進村，帶領農民發展休閑農業、鄉村旅游。

鄉村振興戰略面向廣大農村，脫貧攻堅則主要針對農村貧困地區。在左正文看來，兩者是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更有利于脫貧攻堅”。

范毅對此十分認同。他去年到一個貧困村掛職調研，發現當地在進行精準扶貧時，對家庭進行分戶，比如把年齡大的老人和住在一起的子女分成兩戶，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就成了貧困戶。“單盯著這樣的貧困戶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很多老人已經喪失了勞動能力，無論怎么想辦法也脫不了貧，只能是政策兜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后，可以實現整個村莊和地區發展，水漲船高，脫貧的難度也能大幅降低。”

多位專家學者認為，鄉村振興戰略是需要長期實施的重大戰略決策，因此相關政策設計必須從長遠考慮。

馮開文認為，鄉村振興需從3個方面發力。一是制度安排，如探索土地承包制度、集體產權制度等更有效的實現方式；二是加強農村基層治理建設的基礎工作，在鄉村自治基礎上，體現德治的柔性和法治的剛性，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三是發展農村現代產業，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韓俊認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每個方面都需要進一步明確任務，都要進行相應的制度創新。只有把每一項工作做實了，才能真正調動起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鄉村振興戰略落地生根，給億萬農民帶來利益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