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駝鈴聲聲、風帆點點，中國和中東地區的友好交往已逾2000年。

看著橫跨尼羅河的中國電塔高高豎起，聽著中國建設者在伊拉克為了保障當地通信設施暢通而不畏艱險的故事，感受著撒哈拉大沙漠中電站建設現場的滾滾熱浪和飛沙走石……我們的同胞在惡劣的天氣、危險的局勢下堅守,讓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讓中國在中東地區不斷提升的影響力，為當地民眾所感知、所贊同。

在喀土穆街頭，當地人友好地稱我為“朋友”“兄弟”；在盧克索，小朋友們得知我是中國人而熱情地聚攏過來和我拍照；在開羅，“埃及好人”黑塞姆在我車輛拋錨壞在半路時提供無私幫助；在加沙地帶，85歲的難民伊布提哈吉老人遞過來他們自己都不舍得吃的糖果……

中東是片神奇的土地，這里有藍天、碧海、黃沙，這里有激蕩千年的古老文明，更有著與中國日益緊密的聯系。友好合作的大時代讓我有幸成為歷史的見證者。

醉心收藏“中國藍”

作為奧斯曼帝國的皇家宮殿，托普卡帕宮收藏有無數的金銀珠寶和書畫珍品。不過最令人驚嘆的是，這里收藏有10358件來自中國的瓷器，其中僅青花瓷就有5373件，數量堪稱中國本土之外中國瓷器收藏之最。

托普卡帕宮館藏中國瓷器從13世紀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未曾間斷，以元、明、清三朝龍泉窯和景德鎮的作品為主。正因如此，托普卡帕皇宮的瓷器館藏不僅數量巨大，近8個世紀的收藏完整反映了中國瓷器的發展流變，對學術研究而言更顯彌足珍貴。

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執行主任、中國與日本瓷器收藏館館長阿伊斯·埃爾杜德研究中國瓷器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是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最了解中國瓷器的人”。在接受采訪時，她戴了一條繪有中國山水畫圖案的絲巾，本報記者問她是不是專門為了采訪而準備，埃爾杜德笑著說：“不，中國的色彩已經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埃爾杜德說：“我們收藏的中國瓷器主要分為4大類——青瓷、青花瓷、單色瓷和多色瓷，其中尤以青花瓷最為珍貴。據我所知，全世界保存完整的元代青花瓷不超過200件，我們博物館就收藏有40件，此外還有54件明代早期青花瓷，件件堪稱精品。”中國歷史上外銷西亞的各類瓷器，幾乎在這里都能找到代表作，其中元代的外銷青花瓷據說在中國國內都難得一見。

據記載，最早向奧斯曼皇室介紹中國瓷器的人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宰相伊瓦茲帕夏。歷任奧斯曼帝國的蘇丹都是中國瓷器的“發燒友”，也正因他們對中國瓷器如此癡迷，才使得托普卡帕皇宮有了今天數量龐大的瓷器收藏。

蘇萊曼一世對中國瓷器情有獨鐘，許多東、西方國家的統治者都了解他的這一愛好，所以在派遣使節前往伊斯坦布爾時都會特意攜帶上珍貴的中國瓷器，并且使之漸漸成為了一種傳統。在托普卡帕宮的禮品簿中有大量這樣的記載，例如伊朗薩非王朝的沙阿（國王）塔赫馬斯普一世就曾送給蘇萊曼5件中國瓷盤。此外，在蘇丹登基、生日和結婚等喜慶事件中，“瓷器”一定是禮品簿上最吸引眼球的文字。

不僅如此，奧斯曼帝國還在伊斯坦布爾專門設立了10個瓷器修補作坊。那些因不小心而被打破的中國瓷器，蘇丹也都不舍得扔掉，而是送至瓷器修補作坊進行專業修復，蘇丹對于中國瓷器的珍視由此可見一斑。

波斯旅行家賽義德·阿里·阿克巴爾曾游歷中國，他用波斯文寫成了《中國紀行》一書，記錄在華生活見聞，并奉送給奧斯曼帝國蘇丹塞利姆一世。除了《中國紀行》一書，阿克巴爾還向塞利姆一世轉交了明代正德皇帝贈送給后者的兩只青花瓷碗，這兩只瓷碗是伊斯蘭藝術風格，顯示了早在14世紀中國和奧斯曼帝國的統治高層就已經通過絲綢之路進行交往。

伊斯坦布爾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來自中國的瓷器經過千里迢迢的運輸抵達這里，說明其不僅是中西方、歐亞非貿易交往的重鎮，更是文化交流的橋梁。

大到青花大盤、青花瓶，小到精致的青瓷碗盞，麒麟、蝙蝠、飛龍等中國藝術元素在各色琳瑯滿目的中國瓷器上交相呼應，甚至有的瓷器上還繪制著“赤壁圖”和蘇東坡的《赤壁賦》，恍惚間讓人仿佛置身在國內某個專業瓷器博物館。

伊斯坦布爾，見證中國瓷器與奧斯曼文化相結合，展現出別樣的色彩。托普卡帕皇宮的中國瓷器收藏就是這種藝術融合的代表，是兩國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如果用一種顏色來描述一個城市的話，伊斯坦布爾的底色一定是藍色的，它是浪漫的：舉世聞名的藍色清真寺、蔚藍色的大海，這是現實的鋪陳；它又帶有淡淡的憂郁氣質，幾千年來，無數的英雄在這個舞臺上你方唱罷我登場，特別是“奧斯曼帝國瓦解后，時間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這是歷史的縱深。

漫步在這座極具歷史張力的城市，回想起一件件青花瓷歷盡波折完好無損地抵達這里，那絢麗的“中國藍”無疑為伊斯坦布爾的城市底色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更為中土兩國的文化交流做了最佳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