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上述分析可見,無論何種原因致貧,深度貧困人群往往沒有脫離貧困的想法和勇氣,缺乏脫離貧困的技能和手段。環境封閉、信息匱乏與觀念落后、智力開發不足幾方面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強化,導致貧困人群缺少達到最低生活水準的能力,處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所說的可行能力的匱乏困境。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世界銀行的基本觀點認為“任何減貧戰略的核心內容都是拓寬窮人的能力”。因此,建立以增強深度貧困人群能力為方向的“賦能”機制是解決問題的基本手段。

首先,以多層次健康扶貧體系精準扶貧。對于因病致貧和返貧的深度貧困人群,要以“建庫立卡”為基點進行分類瞄準和精準管理。建立新農合制度為主干,醫療大病保險和疾病應急救助為補充的健康扶貧體系。同時,積極發展商業健康保險和慈善救助。組織制度上,確立農村分級診療模式,發揮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作用,緩解醫療救助制度的壓力。

其次,以多層級教育培訓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諾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的研究顯示,對高等教育投入的回報是1:1,而對兒童早期教育投入的回報能達到1:8。我國已提前完成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在兒童教育和健康的相關指標上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但這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城鄉差距,鄉村尤其是貧困鄉村的孩子在生長遲緩率、低體重率、貧血率等指標上遠遠高于城市。專門針對貧困鄉村的學前營養和學前教育計劃對于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意義重大,是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的關鍵一環。同時,脫貧攻堅的實踐證明,職業教育是見效最快、成效最顯著的扶貧方式。應根據深度貧困人群的年齡結構、產業背景、民族成分等現實情況細化教育培訓資金安排,開展適應當地產業特色的技能培訓。

再次,以貧困人群深度參與的產業扶貧緩解資源匱乏型貧困。深度貧困人口人力資本缺乏,就業競爭力差,最直接的減貧手段就是依賴規模化組織化的產業扶貧。應充分強調產業發展過程中資源利用與貧困人口獲利與發展間的關系,強調貧困人口的實質參與,增強市場意識的培訓和引導,以制度設計充分保證貧困人群參與資源分配收益。

最后,以政府扶貧加社會力量扶貧解決持續性扶貧問題。各類社會組織具有強大的資源動員力量和專業能力,一直在反貧困實踐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世界銀行認為,非政府組織(NGO)可以通過擴大貧困者的經濟機會、促進賦權和加強安全保障三個方面來形成持續性的減貧動力。對于深度貧困人群脫貧后的穩定、持續脫貧問題,可更多地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等形式交由社會組織承接完成。

深度貧困問題的解決需要長期、持續的工作安排,不管經濟發展到什么程度,相對貧困永遠存在。在各種各樣的再分配傾斜政策和保護性措施之外,只有激發貧困人群內在的動力,才能真正推進脫貧-穩定脫貧-可持續脫貧。“賦能機制”的建立是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落下”目標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