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６日電題：海歸夢，中國夢——中國最大留學人才“歸國潮”啟示錄

新華社記者　趙承、陳芳、余曉潔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２０１６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２６５．１１萬人。僅２０１６年就有４３．２５萬留學人員回國，較２０１２年增長１５．９６萬人，增幅達５８．４８％。

這是一個國家崛起于世界舞臺的“磁場效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的新局面和不斷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對海外人才形成了強大的吸附力。擁抱“中國機遇”，投身“中國夢”，成為眾多海外人才的共同選擇。

這是一個執政黨求賢若渴的寬廣胸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戰略目標，加快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千人計劃”“人才簽證”“留學生創業”……不拘一格招才引智，為海外人才創新創業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和空間。

越來越多的海外學子，在“大磁場”的強大引力下紛紛歸國，投身到這場偉大的民族復興洪流，弄潮其中，風光無限。

“大磁場”的引力——“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６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４月２７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１５年，任教已整整７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５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５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２０１２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２０１４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２０１７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１０年到１５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８０、９０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２０１５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ＴＲ３５），中國“８０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４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９０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１９７８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２００９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１０萬人，２０１２年２７萬人，２０１６年突破４０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５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２００９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１４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２００８年的１２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１０天，輾轉３國５個城市、參加２４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３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１０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６０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７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８００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１位，海外高層次人才２００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８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２０１６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１．５７萬億元，比２０１２年提高５２．５％，年均增長１１．１％，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８１％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１００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８０后”“９０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３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５０％至７０％。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