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確保冷戰主戰場——歐洲的實力優勢，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美國計劃從東亞地區后撤。為了平穩、體面地撤退，美國迫切需要改善與這一地區主要對手——中國的關系。而對中國來說，由于60年代初的中蘇論戰以及60年代末的中蘇邊境沖突，受到了來自北方沉重的軍事壓力。這些因素，使得中美兩國相互成為對方尚未開發的最重要的外部戰略資源。1972年兩國關系實現了歷史性突破。這引發了冷戰時期國際關系一次最重大的重組。

資料圖片：1972年，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

在全球層面上，出現了“大三角”的國際格局，使得蘇聯在地緣戰略上處于不利地位。在東亞地區，中美關系的改善導致日本迅速恢復了與中國的邦交，并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中、美、日三國非正式的反蘇同盟，這不僅大大改善了三國的國際環境，而且為三個國家之間加強聯系、協調關系、共同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空間。從1972年至1989年的18年間，是近代以來少有的中美、中日、美日關系都保持良好狀態的時期。這種良好的狀態不僅使三國獲得了重大利益，而且為整個東亞的穩定和經濟繁榮提供了重要背景。

四、 相互包容和排斥（冷戰結束至今）

冷戰結束，使中美日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在這一時期，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第一，三邊關系擺脫了冷戰的羈絆，更加反映亞太地區本身權力政治的影響，中美日成為決定地區格局最為關鍵的因素。第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包括中美日三國在內絕大多數亞太地區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第三，中美日三國的力量格局發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

在力量分布上，三國的擺布由90年代的美國獨大與中日雙雄并立向中美雙雄并立與日本尾隨的方向發展。在力量對比上，美國在經歷了9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由于兩場戰爭和一場危機，綜合國力進入了一個相對下降的軌道。對日本來說，冷戰的結束幾乎是終止“日本奇跡”的開始，冷戰結束后的20多年被稱為“失去的20年”。而對于中國來說，在這一時期，國力高速成長。

對日本而言，冷戰結束后的20多年被稱為“失去的20年”。（英國《經濟學人》周刊）

例如，在1991年，中美日三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是4090億美元、59959億美元和34789億美元，而到了2015年三國的數據分別是110077億美元、180366億美元和43830億美元。在1991年，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6.8%、日本的11.8%，而到了2015年，中國的GDP已是美國的61%，是日本的2.5倍。

上述變化趨勢，對中美日三邊關系的互動產生了深刻影響。就中美關系而言，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在冷戰結束后對中國“非敵非友”的定位之外，越來越將中國視為是可能對美國的“領導地位”發起挑戰的新興力量，一方面通過“接觸”戰略試圖將中國的發展導入美國所期望的軌道，另一方面，從90年代中期開始，通過不斷加強在東亞的同盟體系來防范中國，奧巴馬政府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是這一行動持續發力的新版本。中美關系總體呈現出合作面拓寬，戰略競爭加劇的態勢。

澳大利亞記者約翰·皮爾格歷時兩年拍攝了一部長達113分鐘的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片中稱，美國斥巨資在中國的鼻子下建立400個部署了軍艦、核武器和轟炸機的基地，在中國周邊形成了一個“完美的絞索”。（英國《衛報》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