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專家學者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標準過高,使傳銷活動的積極參與者難以定罪,導致目前司法實踐中對傳銷犯罪活動仍多以非法拘禁等罪處理。因此,應當考慮降低打擊傳銷法律的入罪門檻。

兩條鮮活的生命,再次凸顯出了傳銷的殘酷。

東北大學畢業生李文星殞命水坑事件剛剛過去,湖南長沙南方職業學院大二女生林華蓉去湖北后也再沒能回來。他們的死因同是陷入傳銷組織,同是溺水身亡。

打擊傳銷,我國已走了近20年的路程。早在1998年,國務院就下發了《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開啟了嚴厲打擊傳銷的序幕。直至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確立了組織、領導傳銷罪,可以說,我國對傳銷的打擊力度不斷升級。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傳銷仍屢禁不止,一直頑強地“存活”至今。不但花樣翻新,手段也不斷升級。而打擊傳銷時,往往又會出現“大魚”難以落網、“蝦米”又達不到定罪標準,甚至構不成行政處罰要件,以致于很多傳銷團伙被清查后,對于傳銷人員只能驅散遣返,其骨干頭目和參與傳銷人員就像“割韭菜”,一茬接一茬。

清除傳銷這個毒瘤,法律的著力點究竟該放在哪里呢?

依托互聯網傳銷“轉型升級”

中國反傳銷志愿者聯盟負責人李旭,被媒體稱為“民間反傳第一人”。長期跟傳銷打交道,在他看來,傳銷之所以越來越猖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原因就是依托互聯網平臺,傳銷已經轉型并升級換代了。”

“現在,網絡傳銷已成為主流,也就是說,傳銷的形式變異了。”李旭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過去傳統的“南派”傳銷和“北派”傳銷近幾年呈下降趨勢,但是,當前依托互聯網平臺、打著互聯網金融旗號,采取電子商務、虛擬貨幣、消費返利、消費養老、原始股、金融互助等方式的新型傳銷開始出現,網絡成為傳銷的新平臺,已逐步取代傳統的異地傳銷模式。

而新型傳銷模式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給取證帶來了很多的困難。“所以,現在打擊傳銷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取證難。”李旭說。

據李旭介紹,以往的傳銷基本都沒有公司、沒有產品,很多“南派”“北派”等異地傳銷逐步演變為一場空買空賣,比如,“南派”傳銷主要依賴出版非法出版物,用所謂的紅頭文件、音像制品,歪曲解讀國家政策等。眼下,傳銷采用的洗腦手段升級,理論更加完善,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尤其是網絡傳銷還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借助互聯網平臺,不但傳播速度越來越快,還可以通過網上操作輕易地實現跨地域傳銷,這些都給查處帶來很大的困難,使得對傳銷的打擊難度不斷加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網絡傳銷采取了很多新的包裝模式,以合法的形式加以掩護,一些所謂有執照、有正規資質的公司,在進行傳銷時還會公開搞很多造勢活動。比如,在一些星級酒店舉辦推介會,邀請一些學者、專家、名人為其“站臺”,如此一來,欺騙性和迷惑性更強,導致很多老百姓難辨真偽。

另外,傳銷還抓住了當下老百姓投資的需求。李旭認為,由于目前就業壓力較大,經濟形勢整體下行,老百姓缺乏投資渠道,一方面做實體經濟很難,另一方面又想讓自己的錢增值保值。傳銷抓住了這個契機,打著投資理財的旗號行騙。

“所以,現在的網絡傳銷不分學歷、年齡,老中青各個年齡階段都可能卷入傳銷騙局,而且現在的‘龐氏騙局’往往是多種模式交叉在一起。”李旭說。

打傳部門職責分工不明確

除了傳銷自身的“升級換代”的原因,中央財經大學預防金融證券犯罪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許浩認為,傳銷行為愈發猖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管部門分工配合不力,實踐中執行機關的認識也存在不一致的情況。

“傳銷行為往往是跨區跨省作案,其中既涉及行政違法,又有犯罪行為；既涉及部門查處認定的分工問題,又涉及地區管轄問題。”許浩認為,按照《禁止傳銷條例》第四條的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查處傳銷行為。這就意味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與公安機關是治理傳銷的主要機構。但是查處傳銷還需要涉及到商務、教育、民政、勞動保障、電信、稅務等其他有關部門和單位。“上述部門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公安機關查處傳銷行為。”

在許浩看來,目前打擊傳銷時還有一個現實問題,根據《禁止傳銷條例》,對傳銷案件,在未發現涉嫌犯罪之前,工商部門都應當主動查處。只有在查處過程中發現涉嫌犯罪時,方可依照《禁止傳銷條例》第十三條的規定,“依法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但是,涉嫌傳銷的行為是否涉嫌犯罪,其在接受舉報時尚處于不明朗狀態,那么,公安機關對涉嫌傳銷行為的舉報,是否可以不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查處和移送,而一律根據舉報直接立案偵查呢?

“這個問題在《禁止傳銷條例》中并沒有規定,實踐中,執法機關認識也不一致,所以也就導致了各部門之間分工配合不力的結果。”許浩說。

除此之外,許浩還指出,目前很多傳銷活動是通過網絡實施的,不但涉及人數眾多,還具有跨區跨省的特點。“現行法律以犯罪地管轄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轄為輔的原則確定地域管轄,但是,在互聯網時代,如何確定立案管轄權,由何地司法機關管轄是個難題。”

宣傳預防比打擊更重要

“您好!我們地方上現在有這么個新的模式,公司是……運行的,他們這樣的是不是傳銷啊?”每天,通過微信、電話、QQ群、公眾號后臺等渠道,李旭所在的民間反傳銷組織都會接到幾百個求助咨詢信息,平均下來,一天能有200多件。“我們的信息來源還是比較廣的。在一些傳銷組織的起步階段,就會有很多求助者直接來咨詢。”

李旭認為,反傳銷,宣傳預防比打擊更重要。“對傳銷,要早發現、早查處、早預警。尤其是預警工作,十分重要。”基于此,民間反傳銷組織會不定期地公布一些黑名單,但是由于不是執法部門,經常會有很多被公布為黑名單的公司前來交涉,要求刪帖,甚至還有的聲稱會發律師函,要起訴打官司。更多的傳銷組織則采用抹黑等方式反咬一口,稱這些民間反傳銷組織是敲詐勒索團伙,是為了要錢,是阻擋互聯網創新的黑惡勢力。面對這些威脅,李旭坦言,自己的壓力確實也很大。

“實際上,我們發布黑名單是有標準的,是嚴格按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的。”李旭告訴記者,最主要的就是依據國務院2005年頒布的《禁止傳銷條例》。按照《禁止傳銷條例》,傳銷組織不管打著什么旗號、穿著什么“馬甲”,只要具有三個明顯特征就可以確定為傳銷性質:一是有入門費、加盟費等；二是拿人頭,發展下線；三是團隊計酬,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發展人員數量來進行計酬或返利等。

“只要符合這三點,就是傳銷。作為專業人士,我們判斷起來還是比較容易的,但現在很多公司很狡猾,打著互聯網高科技創新的旗號來忽悠人,所以很多時候,老百姓難辨真偽。”李旭說。

李旭坦言,受財力物力人力等影響,反傳銷的預警工作難度確實很大。所以,有必要跟民間的一些反傳銷組織進行合作。“如果相關權威部門能有一個官方的預警平臺,經常發布傳銷黑名單,提醒廣大群眾又有哪些新的傳銷模式出現,讓大家不要上當受騙,就會對很多新型互聯網傳銷有很好的打擊效果和震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