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屬院代表李高（化名）斷然拒絕后，被大媽們用手指戳著鼻子罵，還有人推搡、拉扯衣服。李高不敢回罵、更不敢推她們，“萬一哪個大媽突然倒地、裝病鬧死呢？”

2016年3月，當地警方偵查發現，有一個平均年齡約50歲、約30名中老年婦女組成的“討債”團，這些人沒有正式工作，依靠電話互通消息，幫人“撐場”，參與各種債務糾紛、工程糾紛、醫療事故處理等等。

她們受人雇用，采取辱罵、侮辱、恐嚇、毆打、損毀財物、占用公私財物等手段，直至對方不堪其擾，息事寧人。

2017年7月5日，這個“大媽團”的14名主要成員被河南省睢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尋釁滋事罪，判處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當地人稱她們為大媽“罵罵隊”，還有人說她們是第一起“大媽涉黑團”。

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的大媽之一高云（化名）因病而被取保候審。面對新京報記者，她說自己覺得委屈：“我們確實犯法了，但不是什么黑社會。”

“關鍵是管飯”

參加幾次討債后，高云開始覺得，自己一個眼瞎的人也有了用處。

她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園區平原辦事處劉莊村人，45歲時因糖尿病并發癥，雙目失明，陷入黑暗之中，變得什么也不會。

三四年前，高云跟著村里的一個大嫂，第一次幫人討債。“我每天都沒事情干，玩得好的叫去幫忙，我就去了，就當是好玩”，她說，“關鍵是管飯。”

那時，她的丈夫已去世多年，女兒去了市區，高云獨居村莊，生活不能自理，連吃飯也幾乎全靠親友。

請她們的老板是一個親友，讓她們去幫腔和助威。“村里幾百戶人大多沾親帶故，不管誰出現困難，肯定會互幫互助的。”高云的一個堂侄說，他家也常常幫襯高云。

后來，在這個堂侄有需要時，高云也去幫他討過債。一般，請她們的大多是村里這些“兒侄輩”的老板們。

劉莊村是典型的市郊，距離梁園區政府、商丘市政府分別約5公里和10公里。眼看著市郊與市區間高樓越多、距離越短，建筑行業成為不少村民的謀生之業。對村民來說，打工的討要工錢，包工的討要工程款，這些早已見怪不怪。

今年7月底，記者走訪商丘市內部分建材市場得知，前幾年全國房地產行業出現較大波動，牽連商丘市內很多貸款或擔保企業資金斷裂、資金回收難，出現了很多經濟債務糾紛。討債難，民間因此出現了各種討債群體和討債方法。

“每筆生意都簽有四五頁紙的合同，規定限期付款和超期后賠償等事宜，但還是一半以上不能正常收到錢款。”劉莊村一個賣建材的老板說，現實中沒有超期賠償一說，能拖個半年、一年催回全款就不錯了。

這位老板說，他們出現民事、經濟糾紛時，公安部門只要雙方不打架、不鬧事，就只能現場調解；如果去法院起訴、走司法程序，不僅時間周期長、成本高，且打贏官司也難得到執行。

討債公司也不是這些小老板們隨隨便便就能聘請的。記者咨詢商丘多家網絡搜索靠前的討債公司得知，這些公司收費一般按討回金額的15%-40%左右收費，采取干擾債務人的企業經營、家庭生活等手段，暗示“難免需用點武力來威脅”。總之，收費高、動手鬧僵關系、打人犯法，這觸犯小老板們做生意的三條底線。

“只要老婦女，不要男的參加。”高云漸漸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所在：男人去討債很容易打架，而她們這些人都是可憐的“老弱病殘”，對方拿她們沒有辦法。

最開始去的幾次，高云說自己沒拿錢，覺得給親戚朋友幫個忙，請個飯就可以了。

她說，有時幫人要到賬后，對方會給她們每人一天發100元或200元錢。好處費多少，主要看“老板”大不大方。

高云每月領的低保不到200元。她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多年，沒有什么其他收入。

“只要別人管一頓飯”，高云以為，幫人討債不犯法，“我一個瞎子還能幫別人，我感到很榮幸。”

跳廣場舞的病人們

2015年前后，老房子漏雨厲害，高云離開劉莊村，隨女兒住進了市區。白天“聽”電視，晚上等女兒回家做飯。飯后，她就去小區附近跳廣場舞。

她在跳廣場舞時認識了蘇木香（化名）。61歲的蘇木香和兒子一起住在商丘市區，每天在家也是做飯、帶孫子、做家務。她的身體也不好，曾患上乳腺癌并被切除左乳，術后左手臂血管無法正常流通，導致現在左臂比右臂粗了很多。

在互相認識前，蘇木香也跟著認識的朋友幫人討過幾次債。

“鼓勵她晚上多去跳跳廣場舞，也支持她和別的大媽一起去討債。”蘇木香的兒子說，他怕媽媽得病后想不開，在家也憋得慌，“幫個忙，相當于去玩，但交待過，不能打架罵人，動氣了對自己身體不好”。

跳廣場舞時，她們又認識了陳美（化名）和胡林文（化名）等人。這幾人的家都比較近，除胡林文是男性外，其他人都是大媽。

其他幾個人的光景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