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對父母，反而沒有小孩對小孩快，父母都在那兒攔著呢。”曹麗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但也無可奈何：“那又能怎么辦?小孩兒又不愿意來。”

讓爸媽好好去跳廣場舞

何力曾找過中介，收費貴，半年5000元，一年8000元，后來發現介紹的都是那幾個人，就放棄了。

相親角大多數家長都不信賴中介。有些家長還自發當起了“志愿紅娘”，翁大爺是最有名的一個。他是新上海人，退休中學教師，大家都叫他“翁老師”。因為雙胞胎哥哥住得遠，翁大爺便替侄子(1982年生)來相親，找了七八年，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條件不高，就是談不攏。”

一開始找了幾個女孩，和侄子都沒談攏，翁大爺覺得對不起人家 ，碰到其他男生他就做個介紹。時間長了，越來越多人找他幫忙掛牌。今年年初，他突然有了一個想法——搭建一個上海人的相親平臺。

這個“平臺”是一本花名冊，登記著男男女女的征婚信息和聯系方式，目前已積攢了8本，大概有一兩千人的信息，分男孩冊和女孩冊，還有一本離異專冊。

翁大爺周六日在人民公園，周三在虹口公園，平時在家里給人家打電話配對。他說以前都在家打麻將，現在把打麻將的錢省下來打電話，一個個通知家長聯系。

早上五六點就過來占位，下午四點多收攤。有時候來晚了，其他家長會給他留個位置。為表達感謝，家長們紛紛給他送水、送煙、送茶葉，送從臺灣帶過來的鳳梨酥和價格昂貴的野山參，還主動給他充話費。

翁大爺說他什么都不要，只想做點好事，推己及人，能成全一對，人民公園來相親的家長就少一對，“希望他們能在公園里跳跳廣場舞，看到他們本應該高興的樣子。”

“現在不結婚的孩子太多了，我們以前一下就成家了，現在要學歷、要房子、要車子，錢財都是身外之物啊!”別人反駁“錢財怎么是身外之物”，翁大爺不停地搖頭，喃喃道：“現在都物化了。”他說自己沒房沒車，退休工資3000多塊，什么都沒留給兒子，經濟適用房都買不起，“等動遷我兒子才能成家。”

翁大爺看中了羅書寰的女兒，想介紹給他侄子。羅書寰回去跟女兒講過，但女兒不滿意對方的條件——身高1.76米、房子在金山、學歷是專升本、在證券公司上班不穩定。

以前，羅書寰找到一個很滿意的男孩，1988年，在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工作，態度誠懇，但接觸下來女兒感覺他像小孩子一樣，她講話他聽不懂，他講話她覺得好笑，越談越沒勁。女兒迫于壓力，一直拖著沒坦白，不情不愿地跟對方見面。

“我不知道她不喜歡，她不愿意跟我溝通，問了才說，不問就不說。我說我的目的是為了給你找幸福，不是讓你這么痛苦的。”羅書寰無奈地嘆氣。

經歷幾次失敗，他也漸漸能理解女兒的挑剔，要是找個不合適的人結婚，以后處不來離了婚，更糟糕。他認為門當戶對首先要在文化上、思想上門當戶對，所以他再著急也不強迫女兒，“我聽她的，她滿意就好，哪怕她要個叫花子，她開心就好。”

相親角男孩少，羅書寰覺得希望不大。他在一家婚介網站注冊了好多年，每年交400元發布征婚信息，明知上面很多信息是假的，找到的幾率也很渺茫，但“萬一成功了呢?”

據賴須偉觀察，相親角的男女比例大概在1：5左右。另一位家長也做過調查，200個人只有50個男孩，還包括40歲以上和離過婚的。

男女比例不均，使得男孩在相親角“很吃香”。羅書寰經常看到女方家長拿著一大把紙片，拼命塞給男方家長，幾乎是用乞求的語氣說：“看看嘛，回去看看嘛!”

有些女孩家長不敢在牌子上寫得太優秀，怕寫上去就更加沒人來問了。“有個博士后不敢寫學歷，還有的一年賺50萬，只敢寫20萬。”陳善美感慨：“現在優秀男孩兒太少了，優秀女生太多了，只能自降標準，我女兒就是還不明白這個緊迫性和競爭。”

“我總跟她說咱們年齡也大了，不能太挑，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要這樣下去就不用找了。”陳善美心里一急就愛嘮叨，什么都能繞到找對象的事上來，女兒最煩這個，幾天前早上叫她起來鍛煉，她坐在床上突然大叫：“哎呀你快走吧，我要瘋了!”陳善美也生了氣，“你只要找了對象，我就回家，回去我再也不來了!”

陳善美確實想回東北了，她吃不慣上海的菜，但為了女兒，她做好了在相親角“打持久戰”的準備。坐在旁邊的老鄉從女兒30歲找到40歲，以過來人的姿態告訴她：“你剛來，還早著呢。”

周日下午，臨近黃昏，擺攤的人開始陸續收拾，轉移到大門口，那里更熱鬧一些。陳香梅起身，拿起那張已裂掉的塑料板凳，自言自語：“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預兆，讓我盡快離開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