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歷經了一連串激烈的動蕩與變化。近代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由涅槃轉往新生的蛻變。這一進程，是沉重、痛苦和十分艱難的。20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不僅是中國美術的特定語境，也是它依托的平臺和嬗變的動因。

美術得預時代風氣之先，嶺南藝壇百年來波譎云詭的發展軌跡，內在邏輯與大轉型的時代是一致的。

康有為首開變革之路

要談百年來的中國美術思潮，無論從哪一種角度說，第一個要提到的都是康有為。

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創立萬木草堂時，34歲。7年后，他發動了著名的“百日維新”。其實，變法維新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也是一個文化運動。且不說改良派的康、梁，譚嗣同、嚴復等人數年來在各地組織學會，設報館和學堂的種種努力。“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所下的數十道詔命，便有廢八股、設學堂、編譯書籍等一系列除舊布新的舉措。誠然，這些措施隨著慈禧政變得手全變了廢紙，但維新派改造文化的苦心殷殷可鑒。

康有為在變法失敗后逃亡國外。1904年，在參觀了歐洲一些著名博物館的藏品后，他對中國繪畫發表了言辭激烈的看法——“吾國畫疏淺，遠不如之。此事亦當變法”。1917年，康氏在《萬木草堂藏畫目》序言中更哀嘆，“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接著，他進一步慷慨陳詞闡述遍歷“百國”之畫所得的結論。他認為，中國宋代以前的繪畫“未嘗不極尚逼真”，這種畫法“今歐人尤尚之”（《萬木草堂藏畫目序》）。總體而言，他雖尖銳批評了幾百年來的文人寫意畫風，但仍然是主張中西結合的。只不過，他開出救治幾百年沉疴的偏方是以15世紀以前的院體畫為“正法”，“取歐畫寫形之精，以補吾國之短”。在今日看來，康有為的看法不無偏激。但在清末民初沉悶已久的中國畫壇上，這變革吶喊是一塊擲入死水的石頭。

魯迅、蔡元培、陳師曾、徐悲鴻、劉海粟、烏始光、陳之佛等都是其時人所熟知的弄潮者。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的主張對中國現代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力倡新藝術，主張兼容并包，還有任用陳師曾、林風眠、林文錚，支持徐悲鴻、劉海粟等舉措，對中國現代藝術及藝術教育之發展都起了不可估量作用。

1917年，教育部擬建中國第一所國立美術學校。34歲的中山人鄭錦受命籌措，他赴日本“取經”，搜尋資料，設計課程，籌備師資和招生。“北平美術學校”1918年4月15日成立，鄭錦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這所學校即中央美術學院前身。

出自廣東梅縣的林風眠留法勤工儉學，1925年回國，25歲出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兼教授。1928年，林風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籌辦國立藝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并任院長。林風眠主張“兼容并包、學術自由” ，提出“提倡全民族的各階級共享的藝術”等口號。他銳意革新藝術教育，廣納人才，聘請法國教授克羅多講授西畫。林風眠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導者和代表人，是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篳路藍縷的可敬前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