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初年的收藏熱中，日本古董商在中國尋獲不少宋瓷精華。龍泉堂的創始人繭山松太郎17歲其進入古董行學徒，1905年到北京一家飯店就職，業余抓緊學習漢語和古董知識，兩年后辭職專門從事古董經營，深入山西、陜西、河南等地購買古董。1908年他以1千銀元買入的一件宋代龍泉窯青瓷鬲式爐以4千元售出，獲得巨利，這讓他敢于出高價收購重要古董，奠定了日后成為日本經營中國瓷器古董大商家的地位。1909年，租借北京崇文門內麻線胡同44號開設龍泉堂，經常在北京、東京兩邊跑做生意，主要是把從中國采購的古董帶到日本再賣給當地的古董商。1916年在東京銀座開設了店鋪，坐鎮東京直接面向收藏家開拓生意。早起日本國內對中國古董的需求主要在文房用品、香具、茶具等可以用文房、茶室的器具，側重文人趣味，一戰以后受到日本藝術家群體欣賞觀念的影響，收藏家中也開始興起購藏佛教雕塑、金石刻本、漢唐陶俑等的風氣。

龍泉堂及山中商會在北京的分店一直延續到1945年，時間長達50年。他們除了從北京、上海等地的古董店收購物品外，最大宗的購買，是直接參加從1911至1924年持續的遜清室內務府舉辦的拍賣會。

另一古董行壺中居的廣田松繁在1920年代末從北京的葉姓掮客手里花費兩萬銀元買下南宋官窯三足香爐（現在多認為是在浙江老虎洞窯址所產，據說葉先生買進價格為一百銀元），后以30000日元轉讓給三菱集團財閥家族的巖琦小彌太，入藏他們家族創辦的靜嘉堂文庫。唐三彩也是日本藏家的一個主要收藏方向， 洛陽唐代古墓出土的唐三彩很快就被古董商販運到東京，1927年華族會館曾展出57件唐三彩，日本藏家紛紛購進。

大阪的博文堂原來主要經營珂羅版印刷中國、日本古書畫圖書，涉足中國古書畫和文物生意純屬偶然，蓋因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很多晚清權貴把家藏書畫成箱寄到日本售賣，有“中國通”之稱的京都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和政壇高官犬養毅因為和博文堂老板原田悟郎的祖父、父親有交往，推薦他做代售生意。原田父子就設法在喜歡書畫的日本新聞界、銀行界朋友中推銷，之后就開始著手經營中國古書畫。后來他還主動到中國收貨，憑借著家族多年來積累的政商人脈，與陳寶琛、傅增湘、寶熙、闞鐸、郭葆昌等大鑒藏家請教交流。原田悟郎最引為自傲的是從民國初年的古董商郭葆昌那里買進蘇東坡《寒食詩帖》（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和南宋李生《瀟湘臥游圖卷》（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郭氏說《寒》帖是“從他的親戚那兒賣出來的”，被菊池晉二購藏。這兩件清宮舊藏先后經歷了3次大火災——火燒圓明園、關東大地震、東京大轟炸——得以留存，如今都是日本的國寶級珍藏。1953年，菊池因經濟原因而出售這兩件作品，《寒》帖索價3000美金，《瀟湘臥游圖卷》9000美金，臺灣王世杰先生以加價150美金搶先張大千一步購得《寒食詩帖》，后歸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梁鴻志在某年（大約1920年或1925年）將秘藏的閻立本（傳）《歷代帝王圖卷》（今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攜至日本求售。原田因自己資金緊張就將此畫介紹給收藏家住友寬一，被住友氏婉言謝拒，后來又去找阿部氏，阿部要壓價一成，最終未在日本售出。幾個月后，梁氏托人賣給一個名叫羅斯的美國人，后來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

原田主要在北京、上海兩地收購書畫。在北京由中根齊（日本著名的大倉組商會北京分社經理）帶領到京津地區的收藏家和古董商那里四處尋寶，在上海則通過金開藩（金城長子）、金頌清（中國書店老板）兩人的中介或引薦購買書畫。在日本他開發的收藏客戶包括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菊池晉二、住友寬一（只收藏明清書畫，尤喜石濤和八大作品）、內藤虎、長尾甲、上野理一、富岡鐵齋等日本著名收藏家。

關西紡織業巨子阿部房次郎是博文堂最大的書畫買家，博文堂曾于1929年和1931年為阿部氏出版了兩部藏畫集《爽籟館欣賞》，包括金代宮素然《明妃出塞圖卷》（現為大阪美術館藏）等名作，后多捐贈給大阪市立美術館。除山本悌二郎后來因從政需要資金而將收藏陸續轉賣給美國博物館（包括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卷）外，其他人的收藏大多捐贈給了日本公立博物館。

早崎梗吉氏（1874年-1956年）是陜西方面聘請的外國專家。早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即與日本學者崗倉覺三游歷陜西，及至發現西安寶慶寺佛殿磚壁并華塔之上所嵌精美絕倫的唐武后光宅寺七寶臺佛教造像后，艷羨不已，立意攫取。遂威逼利誘主管人士，凡經數年之功，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前后，將最為精美的25件盜購入手。這批國寶造像抵達東瀛后，日本朝野為之轟動，富商大賈爭相購藏，19件為細川家族所有，2件為原氏家族所有，另4件輾轉流入美國，分別藏于華盛頓費利爾博物館、波士頓博物館與舊金山市立亞洲博物館。在日本的21件造像早被日本政府列為“重要文化財”，且有9件永久陳列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洋館內。早崎梗吉氏盜購七寶臺造像之事傳開后，海內外藝壇為之騷動，招致日本山中商會、漢口日信銀行等多家洋行于1923年到1925年間相繼派員至西安，通過地方官員與紳士為之疏通，意欲購得華塔之上的所有剩余造像。只是由于西安民眾的堅決反對，才不得不作罷。當時的關中大學堂學生憤不能遏，聯名呼吁有關當局立即驅逐早崎梗吉氏回歸日本。早崎梗吉氏變本加厲，又竊取興教寺佛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