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意味著農業農村形勢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在經歷了連續十幾年的穩定增長后,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因此,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成為必然選擇。

這是“三農”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穩住農業農村發展這個“基本盤”,對穩定經濟發展全局至關重要。

剛剛結束的全國政協“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常委會議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常委、委員們特別關注的話題之一。大家認為,改革涉及生產力調整,更涉及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必須把改革的活水引入田間地頭,要從過去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

促進農業提質增效

種什么?怎么種?是農民每年最為關注的問題,這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課題。

“過去只要‘吃飽’,現在要‘吃好’,而且要營養、安全。過去生產‘大路貨’的方式已行不通了。”在小組討論中,王國發委員用簡單一句話,闡釋了改革的要義。

改革的最基本要求,是要適應市場需求,優化產品結構,把提高農產品質量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對這一點,與會不少常委、委員都有共同的認識。

從“吃飽”轉向“吃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黑豬肉一斤賣到60元還供不應求,消費者對有機綠色無公害農產品的需求難以滿足。”黃康生常委認為,農業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農業生產要素供給不足,金融資本很難進入農業農村,農業科技轉化難等等,都是農業難以提質增效的因素。他建議,解決農業科技推廣和科研活動導向性不強、轉化率低、投資不足等問題,加大綠色、有機、無公害優質農產品供給,促進農業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發展。

來自農業大省吉林的王國發委員,對農作物種植結構單一有深切體會。他說,吉林是玉米主產區,80%的玉米是普通種類,結構調整壓力突出。他建議,依靠種植、養殖、加工各業聯動,特別是重視發展糧食深加工,提升農產品附加值。

當前,中央和國務院的文件提到要優化區域布局,制定特色農產品優勢區建設規劃。孫淦常委在會上表示,加強規劃很重要,現在一些省、市、縣發展農產品都是憑經驗憑感覺。“有的地方玉米多了,要壓縮種植面積,不種玉米種什么?農民心里沒底了。”他認為,加強規劃應主要在糧食主產區做文章,各種農作物最適宜的產地布局在哪里,如何引進新的物種等等,都要按照中央國務院文件要求,盡快層層制定好農業產業布局規劃。

磨長英常委對抓好優勢產業布局也有自己的看法。她認為,要根據各地的氣候、土壤特點、科學篩選和規劃布局有地方特色優勢產業,研究選定各地優勢農產品品種,明確主體功能、主攻方向和發展目標。還要處理好各區域優勢品種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發展方向,通過規劃布局確定各地優勢特色產業,并重點扶持做大做強。對此,何小平常委建議在有條件的糧食主產區,建設國家級綠色食品加工園區。

把握體制機制改革的著力點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途徑在于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

我國糧食庫存處于歷史高位,與此同時,糧食進口卻大量增長,國內外價格倒掛,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在其背后,是大宗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對農民的補貼制度和糧食收儲制度越來越難以適應農業發展的新需求。改革這樣的體制機制,就要理順政府和市場“兩只手”關系。

政府要有為,還要有位。對于這一點,大家看法一致。

會上,楊維剛常委提出了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建議,“糧食價格托市政策使糧價漲易降難,市場作用弱化,庫存高企,原糧與產成品價格倒掛沖擊下游糧食加工業,農民甚至對政策產生了過度依賴,種糧‘不看市場看政策’,生產和需求相脫節。”楊維剛說,現行國家糧食收儲政策有時會陷入“提價扭曲市場,降價傷害農民”的尷尬境地。他建議,應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與保護農民利益并重,穩步推動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向“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補貼政策演進。陳紹軍常委則認為,糧食去庫存的同時,穩定產能也很重要,“糧食要有相應固定的庫存,庫存多少,三個月還是六個月?需要從成本方面進行充分評估,這關系到我們的糧食安全。”

談及當前按土地承包面積測算的糧食直補政策,劉曉莊常委呼吁要“更加注重公平”。他舉例說:有的人有地不種,補貼照拿不誤,種好種壞一個樣;有的土地轉租撂荒、或者生產經營能力低下,補貼卻一分不少。劉曉莊建議,逐步退出普惠制方法,按實際種糧面積、產量和質量進行補貼,鼓勵農民種出更多更好的糧食。同時,補貼政策應向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業社會化合作組織等新型組織傾斜。此外,還要開辟靈活多樣的補貼方法,將種糧補貼范圍推廣到優良品種種植培訓等方面,結合實際情況因地制宜,使補貼在調動種糧農民積極性方面發揮更好的作用。

還有一些常委、委員認為,推動農地適度規范流轉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李冬玉常委提出,當前農地流轉中存在市場體系不完善、“非農化”和“非糧化”的傾向,建議完善流轉的市場機制,建立土地流轉服務中心、構建流轉平臺。

讓農民有活干有錢賺

“自2010年以來,我國農民的人均收入已經連續7年略快于城鎮居民的增長速度,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在縮小。”陳錫文常委大會發言中用頗為堅定的語氣說:“一定要防止這一來之不易的局面發生逆轉。”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不成功,不僅要看供給體系是否優化、效率是否提高,更要看是否有利于農民增收。供給體系優化,最終目的也是為了讓城市消費者和農民實現雙贏。因此,改革必須讓農民有活干、有錢賺。

陳錫文在發言中說:“在新形勢下,必須找到一條既能讓農民自愿‘離土’、又能使農民有更充分就業機會的現實途徑。這就要在農村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據他了解,有些地方在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過程中,存在簡單模仿、形式單一、產品雷同等問題。陳錫文建議,加強規劃引導,尤其要加強對鄉村旅游、土特產品等市場供求關系的調研、分析和預測。同時,要在滿足市場新需求上下工夫,“眼界一打開,市場就寬廣”。他舉例說:河南信陽市大力抓農村勞動力培訓,從按企業需要定制培訓輸出,發展到為企業培訓提供服務平臺,在該市平橋區已有20多家企業利用該服務平臺來當地招工培訓。陳錫文認為,這充分證明,只有細分市場,創造新產業,才能形成新供給。

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一代絕大部分沒有從事農業生產,也缺乏從事農業的意愿和技能。老齡化、女性多和文化素質偏低,已成為留鄉務農勞動力的主要特征,這也嚴重影響了收入水平。徐玖平委員建議,建立新型職業農民資格認定制度,并建立農業職業技能鑒定評價體系,同時加強職業教育培訓,整合各種渠道培訓資金資源,建立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統籌安排、產業帶動的培訓機制,讓農民參與農業產業鏈延伸的增值收益。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過去12年,中國創造了世界農業的奇跡,委員們真切地希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讓農民“錢袋子”真正鼓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