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澤群 1965年4月出生于河南鄭州，1982年-1985年四次參加高考，終考入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現為中央電視臺主持人，2006年-2011年連續六次主持央視春節聯歡晚會，2009年獲金話筒播音主持作品獎。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上世紀70年代末，恢復高考的頭幾年，在周圍一片“不上大學就沒有出路”的氣氛中，張澤群在機關大院大禮堂里看電影，去學校排練文藝節目，做一個少年內心想做的事兒。

當高考降臨在他身上，他看到的是一個硬幣的正反面：失敗，就得去社會上晃悠；成功，則意味著擁有更多選擇的可能。為了那一點兒“可能”，張澤群從1982年到1985年連續四次參加高考，終考上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

他說，四次高考讓他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公平正義，相信可以完全通過自己努力、不憑借任何運作，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2013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新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張澤群坦言最關注教育公平問題，他還為河南考生呼吁“高考公平”。在他看來，天道酬勤、公平正義，是恢復高考之后在幾代人心中確立的價值理念，在如今這個時代，更加不能變。

談少年時光

“感謝父母沒逼我去學習”

新京報：1977年恢復高考時，你對當時的情景有什么記憶？

張澤群：那一年我12歲，上中學的頭一年。我生活在河南鄭州的一個機關大院里，高考恢復的消息傳到院里，立馬就炸開了鍋，那時候積累了很多“待業青年”，包括一些返城的知識青年，大都無所事事。聽到消息后，他們都打算去參加高考。

有件事情我印象特別深，有一天院里來了一輛大卡車賣輔導資料，大伙兒都圍著卡車買書。我爸也買了一套，是“文革”前出版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全是臨時復印的，一共17冊，捆成一扎。當時社會上已經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我翻開一看，全都看不懂，我那時數學才剛學到因式分解。

新京報：你爸為什么也買了一套？

張澤群：主要還是一種氛圍。當時在院子里，幾乎所有人都在談論高考。在高考中斷期間，“大學”基本是淡出人們視野的詞匯，但我不止一次聽到過。1976年，我小學五年級，當地有個豫劇團演一場戲，把我拉過去當臨時小演員，演完后，劇團想把我留下來當學員。那時候被劇團看上，相當于一下子解決了工作。周圍人都說，孩子這么小就能出來掙工資了，多好的事兒。但我媽一口就回絕了，說“我們家孩子以后還要上大學呢”。一年之后，就恢復了高考。

1991年，已分配至中國農業電影制片廠的張澤群游九寨溝留影。

新京報：所以你從小就生活在“要上大學”的氛圍中？

張澤群：其實并不是，我爸媽只是模模糊糊給我指引了一個大方向，但基本上沒怎么干涉過我，沒給我下達過“一定要上某某大學”的指令，沒讓我承受過大的學習壓力。中學開始，大院里禮堂每周放三次電影，一晚上放兩部，我經常泡在里頭。別人都在看書、學習時，我看了各種各樣的老電影。高考恢復后，社會上已經開始有“不考大學沒有出路”的觀念，但爸媽從沒逼我去學習，有時我爸還會主動去幫我拿電影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光過得非常愉快，成了老電影的“骨灰粉”，為此我特別感謝我爸媽。

新京報：除了看電影，中小學時還有什么經歷？

張澤群：我從小就喜歡文藝，是學校里的文藝積極分子。從我小學開始，學校里就有宣傳隊，很多孩子小學時還參加，上中學后就陸續退出了，但我還愿意參加。有天晚上我和我爸說在學校復習功課，其實是偷偷跑去排練節目了，我爸知道后也不罵我，只是說：“你要是喜歡排練就去，又不是干什么壞事兒，不用撒謊。”

初中時，有些孩子就立志要考大學，開始看更高年級的課本。我仍舊沒覺得有什么壓力，后來才慢慢感受到。

新京報：什么時候開始感受到這種壓力？

張澤群：1981年高一要結束時。那時候高中只讀兩年，高二就要面臨分班、高考了，我才發現自己的成績真的落下了，已經跟不上其他同學。我開始準備復習，到了高二最后一個學期，我17歲，知道自己成績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學了，才開始想：將來怎么辦？

周圍有一些沒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只能進入街道或單位組織的社會服務社，等待分配工作，說白了就是瞎晃悠。我覺得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兒，沒有一份固定工作。等到我也可能面臨這種狀況時，才有點慌了。我就是不想在社會上瞎晃悠。

談四次高考

“第三次高考失敗后差點放棄”

新京報：什么時候開始想要報考北京廣播學院？

張澤群：我知道文化成績不行，就開始想著“走捷徑”，或者能上個大專也知足了。我嘗試過“招飛”，結果第一次體檢就不合格，原因是沒見過色譜被判色弱。回家后我哭了一場，一扇門被堵上了。

后來，班主任拿著廣播學院播音系的招生通知找到我，覺得適合我，一是藝術類考試對文化成績要求不高，二是我平時就是個文藝積極分子，喜歡朗誦，作文也寫得好，他覺得在那里能圓我的大學夢。

當時我沒聽過這個大學，也不知道播音系是干嗎的。老師說，你聽那些電臺，就是念報紙播音的。我想，念報紙也能上大學啊？別的藝術特長我沒有，念稿子的能力我倒是有，于是就報考了。沒想到，一考就是四年。

新京報：一共參加了四次高考？

張澤群：1982年我17歲，頭一回考北京廣播學院，首先是在河南人民廣播電臺面試，那時候真不知道播音是什么，以為越大聲越好，對著準備好的新聞稿喊了一遍。主考老師說，這孩子還小，還在變嗓兒呢。就沒下文了。但是那個面試環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靜的屋子，桌上鋪著綠色的金絲絨，上面一個臺燈，臺燈旁邊一個話筒，很莊重、很神圣。我想，以后在這樣的地方工作真不賴。

回去后準備普考，1982年7月31號，高考本科錄取分數線出來，395分，我考了295分，整整差了100分。我和我爸說要復讀，覺得自己不是笨，只是沒用功。1983年第二次高考又失敗了，因為之前一直學理科，文科知識準備不足；1984年，覺得復習得也不錯，信心滿滿去參加專業面試，沒想到，感冒了。面試老師一聽我聲音，就沒通過，還說我不合適學播音。我當時就覺得五雷轟頂，我該怎么辦？

1985年，我還是咬牙去考了，終于考上了。我那些考上大學的高中同學，有的都快大學畢業了。

新京報：考了四次，期間有沒有想過放棄？

張澤群：第三次高考失敗后，我幾乎已經決定放棄考大學了。院里的老頭老太太見著我，都會開玩笑說：“呀，‘大’學生回來了！”他們不喊“大學生”，故意把“大”字音拖得老長，嘲笑我年紀這么大了還當學生。也有人議論：老張家的孩子，怎么天天在家吃白食？我整天在家給爸媽做飯，也不敢出門，心理壓力很大。

1985年的春天，我去找了一份工作，在平頂山市廣播電臺做播音員。雖然每天播的都是天氣預報之類的小稿子，但終于聽到自己的聲音從廣播里傳出來，也算有些慰藉。當時就想著上個電大，這樣也能實現理想。

工作了兩個月后，我去了一趟洛陽，正好洛陽廣播電臺辦了個培訓，請來了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的高蘊瑛老師，這位老師知道我已經考過三次，就問我：“你要不再考一次？”我猶豫了挺久，因為我當時已經有工作了，但最終還是遵從內心，偷偷跑到北京報名。這一次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