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北京市委出臺《中共北京市委實施〈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辦法》。其中，增加的“容錯機制”條款備受社會關注。新京報記者梳理發現，十八大以來，已有北京、重慶、廣東等多個省份出臺了針對干部的“容錯機制”。那么，各地為何要出臺“容錯機制”？可以“容”哪些錯？它真的可以讓干部勇于改革、敢于干事嗎？（2017年5月11日《新京報》）

筆者認為，容錯與問責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一對辯證關系，容錯是改革的需要，是改革的推進器，問責是干部管理的需要，是從嚴治黨的要求。它們都是為了黨的事業健康順利發展，為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一大批改革勇士披掛上陣，敢于啃“硬骨頭”，勇于“涉險灘”，攻堅克難，不斷推進我國的改革開放。必須為改革者撐腰，為改革者壯膽，給改革者解除后顧之憂，以實際行動鼓勵和支持改革。

另一方面，全面從嚴治黨，要求進一步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用“三嚴三實”的標準，從嚴教育管理黨員干部，永葆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維護黨的形象和黨員干部的形象。有權必有責、有責必擔當、失責必追究。對失職瀆職、失責卸責的黨員干部嚴肅追責問責，自然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要求。

全面從嚴治黨，就要對失職失責干部追責問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鼓勵和支持改革，為改革者撐腰壯膽。然而，改革是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任何人都不可能未卜先知，確保萬無一失，難免出現失誤和這樣那樣的問題。既要推進改革，又要防止失誤，這是一個兩難問題。鼓勵改革迫切需要寬容改革者，建立容錯試錯機制，允許改革出現一定的錯誤甚至失敗，勇敢承擔改革的風險。但是，如果沒有問責懲處機制，就會為一些別有用心者所利用，借口改革成本，為自己超越組織、違法亂紀、胡作非為大開綠燈，給黨和人民的事業，給改革開放事業帶來不必要的損失。

所以，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做好容錯與問責的辯證法這篇大文章。既要用容錯機制為真正的改革者撐腰壯膽，保駕護航，鼓勵改革，支持改革。只要他們大公無私，決策前進行了嚴密的科學論證，充分發揚了民主，遵循了必要的組織程序，即使后來實施過程中出現一些失誤甚至失敗，也不能完全由決策者承擔，可以減責免責。同時，我們又要用問責條例和懲處機制，對不作為、亂作為的干部，對貪官庸官懶官，嚴肅追責問責，依法依規進行組織紀律處理，時刻警醒全體黨員干部，勤政廉政，為民務實。

最后，做好容錯與問責辯證法這篇文章，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區分”原則，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確定對干部適用容錯機制還是問責條例，給予保護支持或者嚴肅問責處理。